偏见如何扼杀创造力

2014年，立志成为小说家的凯瑟琳·尼科尔斯做了一项实验。她以自己的名字给50个文学代理人发去一封询问信，阐述自己小说的创作构思，然后又以“乔治·莱尔”的男性笔名给50个代理人发去同样的询问信。 ¹ “乔治”的手稿有17位代理人接受，而凯瑟琳的手稿只有两位代理人接受。就连“乔治”收到的退稿信都比凯瑟琳的更温暖、更有鼓励性。从求职申请的审查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与性别或种族有关的类似职场偏见。 ² 出版行业的性别偏见有一点令人吃惊：据统计，几乎一半的文学代理人和超过一半的出版社编辑都是女性。 ³ 女性可能对其他女性存有潜在偏见，这一事实多少让人感到意外；男性自古以来就歧视女性，这一点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男人如此成功地把女人排除在“天才俱乐部”之外，以致连女人也开始贬低自己的重要性。

最近，我调查了4000多名成年人，请他们说出西方历史上的12位天才。我的调查对象都是学生，57%为女性，大多数年龄超过50岁，就读于“一日制大学”（One Day University，美国73个城市举办的继续教育项目）。我的调查目的是要确定在他们列出的天才名单中女性处于何种位置。即使这项调查的受访者多为女性，被列出的首位女性天才平均排名第八。最常被提到的女性天才包括科学家玛丽·居里和罗莎琳德·富兰克林、数学家阿达·洛芙莱斯、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简·奥斯汀，其中居里被提到的次数遥遥领先。没有一个人提到女性哲学家、建筑师或工程师。

我在耶鲁大学开设的“天才课”，很早就出现了这种性别失衡。尽管耶鲁大学现在的本科生性别比为50∶50，尽管“天才课”是一门面向所有本科生的通识课程，但每年选课都会出现性别偏差，男女生之比约为60∶40。即使课程评价不错，耶鲁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女生也避而远之，她们对天才概念的兴趣似乎不及男同学。我还注意到，我在课堂上提问或询问反对意见时，回答的绝大多数都是男生。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开始让助教记录每个回答问题的学生的性别及其发言时间。年复一年，男女生比例都保持在70∶30左右。

这种性别差异让我感到困惑。不久，我发现其他专业人士（包括谢丽尔·桑德伯格）也观察到，在公开讨论中，“阿尔法男性”踊跃发言，占据主导地位，而女性起初则保持沉默，观望“比赛”如何进行。 ⁴ 2012年，杨百翰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联合发布研究报告称，在学术会议上，“女性发言时间与女性人数明显不成比例——不到男性发言时间的75%”。 ⁵ 然而，最初的时候，我课堂上的女性参与率更低，仅为30%。

在公众场合发言是一回事，但为什么女性不愿意参与我课堂上的话题讨论呢？是因为女性不喜欢攀比、不喜欢显得“高人一等”吗？是因为她们不太看重传统的天才标志物——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或最具革命性的发明？还是因为女性对天才概念本身就不太感兴趣？如果是这些原因，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美国大学妇女协会于2010年发布的题为《数学和理工科女性数量为何那么少？》的研究报告， ⁶ 可以让我们发现线索。报告强调指出，由于明显的成见、偏见和高校不利的工作环境，女性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面临着艰苦的战斗。同样，微软于2018年发布的题为《为什么女性对STEM学科失去兴趣？》的报告也表明，缺少导师和家长的支持起到了一定作用。 ⁷ 我找到了联系：选修“天才课”的女生更少、选择STEM学科的女性更少，是因为两者传统上都是由男性为男性构建的。女性更缺乏能关联的行为榜样（天才）以及能建立联系的当代导师。为什么要选修一门主要阅读“伟大男人”的成就的课程？正是出于这些和其他因素，女性远离了STEM学科和我的天才研究课程。

心理学家迪恩·基思·西蒙顿对天才做过40多年的研究，他用统计数据证明：在传统的天才领域，女性所占比例同其人口比例极不相称。根据西蒙顿的统计，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中，女性仅占3%左右。科学史册中的女性名人的比例不到1%，只是男性“沧海”中的“一粟”。即使是对女性更“友好”的创作领域，著名女作家也只占伟大作家的10%。有一位克拉拉·舒曼或范妮·门德尔松，就有十位著名的男性古典作曲家。 ⁸ 作为结论，西蒙顿观察到：尽管妇女占人口的一半，但纵观历史，她们一直被描述为“不重要、不起眼，甚至与人类事务无关”。 ⁹ 你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西蒙顿的统计数据。但西蒙顿最终提出的问题是：所谓的女性“成就不足”是源于遗传缺陷还是文化偏见？很多人会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侮辱，包括天才弗吉尼亚·伍尔夫。

伍尔夫于1882年出生在伦敦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尽管她有很多书籍和私人家教，但她接受的是低成本的家庭教育，与她兄弟在昂贵的寄宿制学校和剑桥大学接受的教育相去甚远。有一次，伍尔夫为研究诗人约翰·弥尔顿，却因为是女性而被拒绝进入“牛津/剑桥”大学图书馆。伍尔夫对这种不平等感到愤怒，也好奇这种性别偏见是如何形成的，于是她开始搜寻历史上的女性天才。她得出的结论是：天才是一种男性的社会建构，正如她在1929年的著名文章《一个人的房间》中所描述的那样。伍尔夫对女性非凡成就（及其障碍）的观察，至今仍有共鸣。

安静的房间（在里面写作）、金钱（付账单）、思考时间（思考养育孩子以外的事情）——对伍尔夫来说，这些都是机会的隐喻，是历史上女性被剥夺的机会的隐喻。“既要挣钱，又要养育13个孩子，没人会受得了。”她写道，“首先，挣钱对女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其次，即使可能，法律也会剥夺女人拥有自己所挣金钱的权利。” ¹⁰ 因此，作为智力资本的引擎，“女性是不存在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任何女人都不可能拥有莎士比亚的天才”。 ¹¹ 伍尔夫说，纵观历史，总有人对女性断言：“你做不到这个，你做不了那个。” ¹² 那些设置女性“禁忌”障碍的男人中，就有著名教育家让-雅克·卢梭，他在1758年写道：“总体而言，女人不喜欢艺术，不会欣赏艺术，也没有艺术天分。” ¹³

对女性来说，失败是注定的。因此，历史上许多女性天才都会伪装自己、掩盖性别。简·奥斯汀以匿名女性的身份出版了《傲慢与偏见》，玛丽·雪莱最初出版《弗兰肯斯坦》时也是如此。其他女性天才则给自己取个男性笔名，如乔治·桑（奥罗尔·杜邦）、丹尼尔·斯特恩（玛丽·丹尼尔）、乔治·艾略特（玛丽·安·埃文斯）、科勒·贝尔（夏洛蒂·勃朗特）和埃利斯·贝尔（艾米莉·勃朗特）。也许，她们在世时永远不会享受到被认可的荣耀，但至少现在她们的作品有机会被出版和阅读。一个天才的作品不为人所知，她怎么能改变世界呢？

伍尔夫得到的认可以及她那篇著名文章提出的问题，无疑给后世的许多女性作家带来了激励和鼓舞。托妮·莫里森（曾写过一篇研究伍尔夫的硕士论文）、赛珍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乔伊斯·卡罗尔·奥茨等文学巨匠都以自己的真名进行创作。如今，女性作家似乎享有与男性作家同样的地位和话语权。但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乔安娜·罗琳、菲利斯·多萝西·詹姆斯和埃里卡·米歇尔还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名字缩写为J.K.罗琳、P.D.詹姆斯和E.L.詹姆斯呢？为什么妮尔·哈珀·李还要删掉名字中的“妮尔”呢？罗琳的经纪人克里斯托弗·利特尔曾告诉她，如果她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男作家，她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会更畅销。 ¹⁴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个人的房间》里接着写道：“要写一部天才的作品，几乎总是一个困难重重的伟大壮举。”使这件事变得困难的，是这个世界似乎对有创造力的女人所承受的额外压力漠不关心，甚至连天才男人也对解除这些压力的观念持敌对态度。“世界上臭名昭著的冷漠，加剧了这些困难，使它们更难承受……天才男人发现自己难以忍受冷漠，但对女人来说，最难以忍受的还不是冷漠，而是敌意。” ¹⁵ 敌意是恐惧的产物——害怕失去权威、地位和财富。害怕女性获得成就的倾向，正是伍尔夫所说的“隐晦的男性情结”的一部分。她说，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与其说女人低人一等，不如说男人高人一等”。 ¹⁶

根据伍尔夫的说法，为了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男人想出了一个简单的策略：矮化女人，让其看起来只有原本的一半大，这样男人就显得加倍高大。她称之为“镜子”或“放大效应”：“数个世纪以来，女性一直充当着镜子的角色，具有美妙的魔力，能加倍放大男性的自然身材……这就是为什么拿破仑和墨索里尼都强调女性低人一等，因为如果她们不低人一等，那他们（男性）就不再显得高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女性对男性的必要性。” ¹⁷

拿破仑确实说过：“女人不过是生育机器。”在我们认为伟大的男人中，并不只有他一个人有“厌女症”。诗人拜伦谈起女人时说：“她们应该操心家庭、衣食无忧，但不能混入社会。还要有良好的宗教教育，但不要读诗歌，也不要读政治书籍——只能读些忏悔类和烹饪类书籍。音乐、绘画、舞蹈，偶尔也可做做园艺和耕作。” ¹⁸ 音乐？为什么就不能是女作曲家呢？文人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对此不屑一顾：“先生，女人作曲，就像是狗用后腿走路。做得不好，但你会惊讶地发现它竟然做到了。” ¹⁹ 查尔斯·达尔文考虑结婚时，脑海中也浮现出一条狗，仔细权衡了狗和妻子作为未来终身伴侣的利弊。 ²⁰ 毕加索谈到狗时说：“没有什么比一只贵宾犬更像另一只贵宾犬的了，这也适用于女性。” ²¹

我们本来期待，至少是希望过去那些学识渊博的哲学家能够克服“厌女症”，但令人失望的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尽管我们要感谢亚瑟·叔本华贡献了“天才击中别人看不见的靶子” ²² 这一著名比喻，但他似乎远未克服“厌女症”，因为他在自己的名篇《论女人》（1851）中写道：“只有理智被性本能蒙蔽的男人，才会将‘美丽性别’之名送给这个矮小、窄肩、肥臀与短腿的人种，女人的美都是基于男人的性本能。我们更应该称之为‘毫无美感的性别’，而非‘美丽性别’。无论是音乐、诗歌，还是美术，女人都缺乏真正的或真实的感觉和敏感性；如果她们为了取悦男人而附庸风雅，那只会给自己留下笑柄。” ²³

当然，研究客观世界的科学家应该公正地判断世界。然而，早期神经学家皮埃尔·保罗·布罗卡（大脑的“布罗卡氏区”因其得名）于1862年宣称：“男性的大脑大于女性，杰出男性的大脑大于平庸男性，优秀种族的大脑大于低等种族（非洲人）。” ²⁴ 布罗卡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事实证明，大脑的大小主要与身体大小有关，与性别或种族毫无关系。也许，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2005年应该保持沉默，他说：“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在语言、人际关系和一心多用等方面优于男性，但在看地图和空间感方面不如男性。因此，认为女性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不如男性的看法也不无道理。” ²⁵ 同年，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宣称：“男性在数学和科学方面胜过女性，是因为存在生物学上的差异；性别歧视不再是女性学者的职业障碍。” ²⁶ 他的这一言论引发轩然大波。不久，他被建议辞职——最终他辞去了校长职务。

就连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未能超越其所处时代的女性观念范式。1920年，他明显有些顾虑地说：“同所有其他领域一样，科学领域也应该为女性降低难度。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抱着有些怀疑的态度考虑过可能的后果。我指的是，女性的身体构造天生就有某些局限性，迫使我们不能对她们采用与男性相同的期望标准。” ²⁷ 要解释爱因斯坦同代人的性别歧视和错误评论，我们也许应该看看他的另一句名言：“天才和愚蠢的区别，在于天才是有限的。”而愚蠢似乎是永恒的。

可以肯定的是，对一半人类的智力潜能视而不见的这种永恒的愚蠢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之中。正如《圣经·创世记》中犹太教和基督教作家后来所解释的，夏娃据说是“由男人诞生的”，是万物之母，但也是罪人和引诱者。在印度教中，根据公元前2世纪的《摩奴法典》，所有女人都不是独立的，都要生活在父亲或丈夫的控制之下。同样，古代儒家思想也提倡基于性别差异的等级社会秩序。长期以来，西方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礼拜时都把妇女隔离开来，让她们待在远离圣坛或祷告中心的地方。

世界上伟大宗教的律法是谁制定的？自然是男性。同样是这些男性权威人物制定了西方大学、专业学校、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等教育机构的规则。历史上，只有男人才有机会接受识字教育，也只有男人才能上大学。第一位获得学位的女性，是于1678年毕业于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埃琳娜·皮斯科皮娅。1723年，巴赫搬到莱比锡，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们获得免费的大学教育，但他的女儿们并没有得到同样的机会。一个半世纪后，德国允许女性旁听大学课程，但前提是她们必须待在幕后。1793年，女性获准入读巴黎音乐学院，但必须从一扇单独的门进出；女性被允许学习乐器，但不准学习作曲，因为创作被认为超出了她们的有限能力。皇家美术研究院（RA）于1768年在伦敦成立，当时只有两位女性成员——玛丽·莫瑟和安吉丽卡·考夫曼，直到1936年才增选了一位女性。直到1897年，巴黎的国立美术学院才开始录取女画家。即便如此，伦敦的女画家仍被禁止参加裸体解剖课，而这门课程对于绘画至关重要，是绘画的基础。 ²⁸ 她们也无法正常进入对艺术而言必要的其他地方。罗莎·博纳尔（1822—1899）可能是19世纪最著名的动物画家，画风写实而细致。 ²⁹ 但是，她遇到了一个问题：要在马场和屠宰场近距离接触马匹，博纳尔就需要穿裤子，而不能穿当时女性常穿的长裙。“我别无选择，”她写道，“我知道，穿女人衣服会带来大麻烦。因此，我决定请警察局局长批准我穿男人衣服。” ³⁰

女人不能穿裤子。英国女性直到1918年才能投票；美国女性到1920年才获得投票权。19世纪80年代，玛丽·居里不能在波兰的大学学习科学或其他任何学科。1889年，女性才能进入著名的爱丁堡大学。1960年，哈佛大学有一位女性正教授，而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则根本就没有。 ³¹ 1969年，女性才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本科生入学资格，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女性可以在拉德克利夫学院注册学习哈佛大学的课程，但直到1999年哈佛大学才正式与其姊妹学校合并。1969年，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开始男女同校，哈佛大学新生学院院长弗朗西斯·斯基迪·冯·斯塔德宣称：“很简单，在可预见的未来，我看不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社会贡献上取得惊人的进步。在我看来，她们不会停止结婚生子。如果她们真的这样做，就无法扮演现在的女性角色。” ³² 当时，似乎没有人质疑冯·斯塔德，至少在报纸上没有。没有受过教育，女性被认为在财务方面不称职；没有男性担保人，女性无法获得贷款或信用卡。1972年，迈克尔·桑德斯（如今，她在佛罗里达州西南部经营着一家年销售额达20亿美元的房地产公司）的商业贷款申请获得批准，但银行发现申请者迈克尔是一名女性后，该申请被撤销。同年，美国国会通过《机会均等信贷法案》，以结束这种性别歧视。但是，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何塞·安吉尔·古里亚在2018年一份反对偏见的报告的结尾处不无遗憾地总结的：“我们正在同数百年的传统和文化做斗争。” ³³

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扼杀了许多天才女性的创作事业。1820年，作曲家范妮·门德尔松的父亲向初出茅庐的她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你写信告诉我你要从事音乐职业，与你的作曲家哥哥菲利克斯的职业相比，你在信中所思考和表达的不无道理。不过，音乐也许会成为他的职业，但对你来说，音乐只是也只能是一种点缀，绝不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你必须更加稳重和冷静，为你真正的人生使命、年轻女性唯一的使命——家庭主妇做好准备。”1839年，已经习惯自我怀疑的20岁的克拉拉·舒曼这样说：“我曾经相信自己拥有创作才能，但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女人不要想作曲，从来没有哪个女人做到这一点。我会成为那样的女人吗？” ³⁴ 1902年，前途大好的作曲家阿尔玛·马勒被丈夫古斯塔夫告知：“作曲家的角色属于我。你的角色是做一个知心伴侣。”最终，他们的婚姻破裂，阿尔玛沮丧地感叹道：“谁能帮我找到自我？！我已经堕落到管家的地步了！” ³⁵ 索菲亚·托尔斯塔亚为丈夫列夫·托尔斯泰生了13个孩子，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创作渴望被“粉碎和扼杀”。尽管她为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做过七次编辑和誊写，但没有留下任何自己的作品。

我为一个天才服务了将近40年。无数次，我感觉到自己内心激荡着知识力量和各种渴望——对教育的渴望，对音乐和艺术的热爱……我一次次地将这些渴望粉碎和扼杀……每个人都问：“像你这样毫无价值的女人，为什么还需要知识或艺术生活？”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但为了服务一个天才而永远压制它，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幸。” ³⁶

长期以来，众多的女性天才被遮蔽，是因为男人在书写历史时将她们抹掉。埃及法老哈特谢普苏特于公元前1479—前1458年在位，被埃及学家詹姆斯·亨利·布瑞斯特称为“史上第一位已知的伟大女性”。 ³⁷ 在她20年的统治期间，人们为她创作了大量雕像，世界各大博物馆今天几乎都收藏有哈特谢普苏特纪念碑。然而，哈特谢普苏特刚去世，有关她的记忆就被系统性地从埃及历史中抹掉。她的雕像被毁，有关她的碑文也被涂改。她的罪行是：哈特谢普苏特自立为法老（国王），而不是扮演更传统的摄政王角色；在历史学家看来，这引发了破坏性的反应。直到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才发现并修复了这些一度被丢弃的证据。 ³⁸ 今天，人们可以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哈特谢普苏特神庙”（图2.1）中看到她的男性气概。但在当时，即使留着假胡须，也未能挽救一个女人的名声免于毁灭。

中世纪修女宾根的希尔德嘉（1098—1179）不是圣人，至少当时不是。她是中世纪博学家，一个比达·芬奇早得多的“文艺复兴人”。传教士、诗人、画家、政治家、神学家、音乐家以及生物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天文学学者——宾根的希尔德嘉集这些头衔于一身。 ³⁹ 她与四个教皇通过信（称其中之一为驴子），并与教会当局斗争；教会想尽办法封杀她，让她“消声”。在她死后的几个世纪里，希尔德嘉长期不为人知。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女性研究项目和女权主义批评的出现，希尔德嘉作为中世纪智者的声誉才得以恢复。2012年，教皇本笃十三世追封她为教会圣师，成为35位圣人中获此封号的第四位女性。

另一位没被遮蔽的女性天才是画家阿特米谢·简特内斯基（1593—1656）。几个世纪以来，简特内斯基的某些作品一直被认为出自男性艺术家之手，包括她的父亲奥拉齐奥和那不勒斯画家贝尔纳多·卡瓦利诺（1616—1656）。 ⁴⁰ 艺术赞助人难道不知道像那样戏剧化、激情四射的画作是出自女人之手吗？这背后有一个故事：少女时代的简特内斯基被她的老师兼导师阿戈斯蒂诺·塔西（1578—1644）强奸。案件进入审判阶段，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简特内斯基被迫接受屈辱性的身体检查，并饱受“拇指夹”（一种用来压碎手指的钳子）的折磨。 ⁴¹ 施暴者被判有罪，但并未服刑；而受害者却被打上丧失贞洁的烙印。此后几十年，简特内斯基的绘画就以性侵或女性因性侵而报复为主题（图2.2）。如今，很多人都认为简特内斯基是顶级的艺术天才，但在她那个时代，人们大多把她看作“怪人”——一个男性世界里罕见的女画家，一个关于潜伏危险的警示故事。即使在今天，这种“遗产”的痕迹依然存在。人们铭记简特内斯基，不仅因为她画作的质量，也因为她的幕后故事，她现在被称为“#MeToo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