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仍保持活跃的势头。除出版王思治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来新夏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华书局，1983年）等专书外，论文亦不少。这些论文，按其内容，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对过去罕有人涉及的人物进行评价，如李景屏的《试论顺治与清初中国的统一》（《史学月刊》1984年第2期）、邓中绵的《论康熙的人才观》（《北方论丛》1984年第4期）、樊树志的《论清世宗》（《明清人物论集（下）》）、关文发的《评嘉庆帝》（《武汉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郑玉英的《宁完我简论》（《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2期）、王冬芳的《宁完我的进取精神及其变化》（《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2期）、何龄修的《关于王紫稼》（《清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3期）等文，便对所论人物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一类则是对一些人物和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如李鸿彬的《试论洪承畴在清初统一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则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因此，对洪承畴归清后，积极投身到统一全国的历史洪流中去，并做出一定历史贡献，应予充分肯定。又如前述的对鳌拜辅政功过的评价，亦属此类文章。第三类则是力图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和时代结合起来，进行横断面式的剖析。如李洵的《孙嘉淦与雍乾政治》（《史学集刊》1984年第1期）、商鸿逵的《康熙平定三藩中的西北三汉将》（《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黄进德的《康熙与曹寅关系枝谈》（《吉林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张书才的《关于曹寅子侄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4年第6期）、杨乃济和冯佐哲的《雍正帝的祥瑞观与天人感应说辨析》（《清史论丛》1984年号）、李新达的《张岱与〈石匮书〉》（《河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石彦陶与陶用舒的《陶澍改革述论》（《求索》1984年第3期）、李林的《清朝嘉道时期兴起的议政改革之风》（《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等文，均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