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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然没有出现黑格尔那样系统阐发精神现象学的大哲学家，也没有产生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那样深入研究精神现象的心理分析大师，然而却有以东方特有的方式深邃探索中国人精神现象的伟大思想家——鲁迅。因此，从精神现象学的深层视角研究鲁迅，不仅有利于推动鲁迅研究的深化，而且有益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现象学。
对于这项研究，笔者有如下四点初步设想：
第一，系统梳理鲁迅探索人类（当然主要是中国人）精神现象的历史，概括其特有的东方方式，归纳其主要观点，并分析鲁迅将探索出的精神哲学成果转化为精神诗学向人民大众进行传播的特征与规律，研究鲁迅的精神哲学和精神诗学在改变人们精神的过程中所带来的特殊效应与深远影响。
第二，探讨鲁迅作为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精神实体形成的外部条件与内在原因。鲁迅的出现绝不是孤立的，他与中国古代的屈原、嵇康、阮籍，外国近代的尼采、拜伦同属于一个精神系统。这个精神系统可以简称为尼采、嵇康精神系统。其中，尼采的精神影响尤为深刻，这种影响实质上并不属于学术文化的系统传授，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传感。这种精神传感，往往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往往在不同阶级的人物身上会产生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精神效应。例如尼采的“超人”哲学，既可以鼓动起法西斯的权力崇拜，又可以转化为革命志士的超常革命精神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领域里天才人物的冲创力量。内中的原因与规律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鲁迅之所以很早就与尼采等“精神的人”一拍即合，归属于同一个精神系统，既有世纪转折的外部条件，又有其内在根据。主要内因是有着类似的家境、经历、素质、气质和性格。
论家境，几乎全是“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尼采自小在完全由妇女支配的家庭中长大，生活日趋窘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族，因拒绝接受天主教而受到西部贵族的排挤，渐渐趋于贫困和没落。萨特是自小在外祖父家寄养。基尔凯郭尔的父亲曾经是个农奴，1777年被解除农奴身份，1796年又意外地继承了叔父的大笔遗产，从而成为暴发户。由于财产的得来实属意外，所以基尔凯郭尔一家人十分担心上帝的惩罚，家中始终笼罩着一种焦虑、忧郁的气氛，等等，不一而足。几乎没有上升期贵族家庭出身的，也少有无产者家庭的后代。
论经历，几乎都从青少年时代起就遭遇挫折和不幸。其中很多是少年丧父。尼采五岁丧父，萨特两岁丧父。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六岁母亲去逝，家庭彻底崩溃。两年后，性格冷酷、脾气暴戾的父亲也遇害了。与此相类似的作家还有：波德莱尔六岁丧父，七岁母亲改嫁，给他造成深重的心理创伤。托马斯·曼十七岁丧父，家道衰落。杰克·伦敦则是私生子，连生父是谁都搞不清，十岁就失学，当童工。卡夫卡虽没丧父，但是那位严厉的父亲始终是可畏的阴影。基尔凯郭尔尽管后来家境优裕，但是父亲脾气古板，对子女十分刻薄。小基尔凯郭尔每天要帮助仆人上山放羊，挨饿受冻以经受磨炼，致使他时常怨恨人生，养成忧郁伤感的情调。这些“精神的人”，还都遭受社会的迫害。陀思妥耶夫斯基差一点儿在沙皇的刑场上被处死，被赦免死刑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死屋里度过了五年苦役生活。在爱情和婚姻上，也往往是不幸的，尼采终生独身，卡夫卡爱过好几个女人，但除了与一个在去世前一年才结识的犹太少女有过短期同居生活，其他全部没有好结果。
基尔凯郭尔成年后与未婚妻丽琪娜·奥尔森的婚约破裂，更使他踽踽独行，与世格格不入，使他的一生充满忧郁和绝望。“自古圣贤多磨难。”这些“精神的人”，都是在种种压抑和磨难中锻造出来的。
论素质，几乎都绝顶聪明，又极度敏感。由于多是书香门第出身，所以从小耳濡目染，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身体素质，则又坚韧，又病弱。尼采据说青年时期就因误入妓院，而染上梅毒，后来一直患有神经麻痹症，最后精神错乱而死。萨特身材矮小，三岁起瞎了一只眼睛，身体一直不好。而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受着癫痫病的威胁。基尔凯郭尔体质很差，患有佝偻病，但思维敏捷，从小就才华横溢。身心两者发展的不平衡，使他们深深感到与众不同和周围环境的压迫，感到自己是从普通人中被抛出来而孑然孤立的。这类“精神的人”，真是几乎个个都有病，而且往往是神经系统的疾病，起码多少有点儿神经质。这些天才与病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神秘莫测的联系。
论气质，几乎全属于抑郁质、内倾型。诚如康德所承认的，具有抑郁气质的人，往往会产生深沉的人类尊严感，他不满意自己，也不满意世界。
论性格，孤僻、坚忍、刻苦、易怒，喜好离群索居，孤独地思考和写作。思考问题，总是穷根究底，尖锐地穿透本质。因而往往都有多疑、尖刻之嫌。真是深思成性，读书成癖，写作成“病”。
是的，也只有这种特殊的家境、经历、素质、气质和性格的“精神的人”，才可能最敏锐、最深切地感受人类社会种种精神现象的不合理性，也才可能用文字和著作将这种精神感受表现出来，流传于世。
以此为参照系，观察鲁迅精神的特征、特质、产生环境与形成过程，就会发现他与这类“精神的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绝顶聪明、极度敏感，孩提时被称为“胡羊尾巴”，沉醉于百草园的美景、《山海经》的神话、故乡农民子弟的友情之中。正在少年浪漫的时刻，家庭突遭变故，祖父因科举受贿案入狱，到亲戚家避难，被讥为“乞食者”，第一次尝到世态炎凉，心灵受到严重创伤，体验到人间主奴关系、精神相“吃”的冷酷滋味。后来是父亲的病，少年鲁迅几乎每天出入质铺和药店，从一倍高的柜台处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久病的父亲去买药，然而父亲还是死去了。接着就受到同族亲戚的欺凌，那位衍太太的刺伤（可不要小觑了这位衍太太对少年鲁迅所产生的心理创痛）。与此同时，又读了《立斋闲录》等明末野史，明白人间肉体与精神奴役的楚毒，而浙东睚眦必报的复仇精神和李贺诗雄深奇峭的鬼气，更使少年鲁迅的心理创痛开始上升到一种雄奇、幽深的哲学与诗学的境界。他，终于决定从啼哭的母亲手中拿过八元川资，走异路、逃异地，寻别样的人们。
病与药这种令人感到威胁和阴森的意象，始终扭结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以文艺之“药”救治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的精神之“病”，是鲁迅毕生的宗旨。实在有必要从精神现象学的深层视角研究鲁迅的童年经历、个性心理和精神气质，揭示他归属尼采、嵇康精神系统的内在原因，写出一部世纪转折中的鲁迅精神发展史。
这部精神发展史，当然不仅要总结尼采、嵇康对鲁迅的早期精神影响，还要探索中年猛读佛经的宗教精神在鲁迅式“深度思维”中的催化因素，探讨马克思主义对鲁迅后期精神升华的促进作用。
第三，以人类精神现象史，特别是20世纪精神现象史为参照系，观照鲁迅这一巨大精神实体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历史地位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当然也包括所有人都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马克思说过：“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人类的精神追求与物质欲求之间的冲突日趋尖锐。鲁迅这时鲜明地树起“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旗帜，反对过度追求物欲，而主张发扬精神生活之光耀。实质上，这与批判当代工业社会弊端的现代主义精神是一致的。而到五四时期，鲁迅则明确坚持生存、温饱、发展的基点，主张凡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都踏倒他。后期更明确地坚持以经济结构为基础的唯物史观。这里面有什么变化？又有什么贯串始终的一致性？鲁迅的精神流向是顺乎20世纪精神趋势的，还是反潮流的？是在精神追求与物质欲求的冲突更为尖锐的现代，以至人类前史时代，都保持着积极的精神意义，还是反映了某种小农经济社会的空想性和局限性？鲁迅与胡风、冯雪峰等后代人是否属于相近的精神类型？可否归为一个精神流派？这个精神流派与左边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苏俄无产阶级精神流派，右边胡适、梁实秋为典型的西方资产阶级精神流派之间有什么相同点与相异处？哪一种精神流派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更能反映未来的精神趋向？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俄国的高尔基、法国的罗曼·罗兰、中国的鲁迅等一批有深刻思想和卓越才能的知识分子转向共产主义一边，20世纪末叶又出现了反向的转变？其中的外部条件与内在的精神基因是什么？这种以精神现象史为参照系的精神类型、精神流派、精神基因研究，可能会拓展出预想不到的新生面。
第四，反转过来，以鲁迅这一巨大的精神实体为着眼点，透视中国人以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现象深层共性与一般规律，概括出人类精神现象中所共有的某些形而上要素，从中发现人类共同关心的世界性的精神现象问题，阐发某种带有“星球意识”的宇宙智慧生物精神发展的共同特征。这种透视，不仅以综合性的鲁迅精神实体为着眼点，而且可以将着眼点集中于鲁迅精神遗产的某个部分，例如狂人和阿 Q的精神机制、《野草》的精神根柢、杂文中所剖析的某种精神现象等等，先进行专项性的透视。
鲁迅学不仅是一项研究鲁迅生平、思想和著作的专门学问，而且是通过鲁迅透视中国和世界，又从中国和世界的广阔视野反观鲁迅的一门综合性的自成体系的人文科学。只有不断跟踪现代科学的发展，不断转换视角、加深层面，不断以现代精神观照鲁迅及其著作，鲁迅研究才可能不断出新，不断深化，永远保持不可穷竭的强大活力。否则，只可能止步不前、死气沉沉。从精神现象学的深层视角研究鲁迅，正是从学科发展的需要出发而提出的设想。相信这种设想会有助于开拓鲁迅研究的思维空间，加强鲁迅研究的精神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