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的伟大思想家

鲁迅是谁？他的独特价值是什么？

自鲁迅的文学呐喊震撼中国精神界之日起，这一问题就突兀而出，形形色色的回答纷至沓来，各种各样的争论经久不衰。一百多年来，人们从政治学、哲学、文艺学、文化学等各个视角对鲁迅及其著作进行观照，得出了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科学结论，对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渊源关系及其独立的文化特征，有了更为丰满、深厚的认识。

然而，对鲁迅研究史上的各个视角进行认真的回顾与反思，就会发现这些视角虽然各有所长，却又都有所短。例如从政治学视角观察鲁迅，就会发现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推动者，他早期竟然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原则予以否定性评价，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认识，既落于孟德斯鸠和卢梭之后，也落于严复和梁启超之后，五四时期也没有提出过民主政治的课题；从哲学视角观察鲁迅，则会发现作为中国的伟大思想家，他既没有提出新的哲学概念和命题，也没有任何系统阐发自己哲学思想的理论著作；从文艺学视角观察鲁迅，又会发现作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很多著名小说是并不符合文学的一般法则的，特别是他后期中断小说创作而专写杂文，更引起了对他文学家地位的种种刁难和遗憾；再从近几年兴起的文化学视角观察鲁迅，还会发现，尽管广义的文化学概念更为广大地涵盖了鲁迅的思想文化遗产，然而也会令人感到鲁迅并没有像有些专门性的思想文化史学者那样，去系统描述中国思想文化的全貌，也没有专门化的文化学或民族学方面的著作，倘若以专业学者的标准苛求鲁迅，甚至会认为他虽然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等开拓性著作，但是从学术著作的广博浩大上说，远不及梁启超、王国维等近代大学者。而且文化的涵义对于鲁迅来说，似乎过于宽泛了，以至于淹没了他真正的精神本质与最为独特的精神价值。

那么，鲁迅究竟是谁呢？他的独特价值究竟在哪里呢？最贴近鲁迅本体的答案，还是要到鲁迅本身的著作与精神历程中去寻找，由鲁迅自己来回答。

鲁迅20世纪初写的最重要的论文《文化偏至论》，突出强调“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逆过度崇奉物质而抹杀精神的世纪潮流而动，主张“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尊个性而张精神”。在另一篇重要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又大声疾呼发扬国民精神，在荒落的中国思想界苦苦求索“精神界之战士”。而在这两篇论文中，都以尼采、拜伦等“精神的人”（托尔斯泰语）与“摩罗诗人”为精神动力，探索人类的精神现象，致力于精神革命，正是鲁迅走上文学道路的出发点。他在《呐喊·自序》中回忆看到中国人被日军砍头示众的画片而决心弃医从文的经过之后，做了这样的总结：“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由此可见，鲁迅始终把改变人的精神，当作“第一要著”。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结尾中称“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这种“最美的花朵”，只有万物之灵——人类才能具有。高度完善化的精神意识功能，是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用业已引述过的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鲁迅正是从“精神现象”这一“人类生活之极颠”出发，展开了以改变人的精神为宗旨的精神哲学与精神诗学。

鲁迅精神哲学的特征是：不是系统探讨哲学概念与哲学体系，而是集中全力探索人，当然主要是中国人的精神活动、精神机制、精神渊源并从中概括出最本质的精神特征，剖析其对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内在影响。

鲁迅精神诗学的特征是：以改变人的精神为宗旨，怎样有利于改变人的精神就怎样写，怎样有益于表达经过深思熟虑所形成的精神哲学就怎样做，根据精神革命的需要，或运用小说，或运用杂文，或寄托形象，或直抒胸臆，以最为方便有效的艺术方式描绘和剖析中国人的精神现象，致力于中国精神的现代化。

鲁迅青年时代的奋斗是以“既非赞同，也无反对”的无边寂寞告终的，他在《呐喊·自序》中有这样一段反省：“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万万不可小看这种“反省”的深刻意义！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绪论中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独特的极其深沉、永不停顿的自我反思，既加强了鲁迅对人类精神现象的深邃探索，又促进了鲁迅自我精神的成熟与升华。

辛亥革命之后，鲁迅陷进了深深的精神沉积期。他在北京绍兴会馆里钞录古碑，辑校《嵇康集》，研究佛经和道教。汉唐石刻古朴、宏大的气魄，对鲁迅的精神气质和文学风格有深沉的浸润和濡染。编考《嵇康集》，则不仅汲取了中国古代这一异端精神系统的思想精华与论辩艺术，而且接受了嵇康过于峻急、不会保护自己的教训，养成“壕堑战”“缓而韧”的从容风度。研究佛经和道教，也不是像一般学者那样只研究学问和宗教，而是深入探索人类的精神现象，寻找改变中国人精神的最佳契机。宗教精神，大大加强了鲁迅精神哲学的深度，是鲁迅形成一种幽邃庄严的精神风貌与“深度思维”的重要因素。“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所”的越东复仇精神，加上北京琉璃厂的文化古都风味，《十竹斋笺谱》雅静柔和的格调，甚至北京四合院的氛围，市场、茶居、饭铺的气息，对鲁迅精神诗学的独特风格也都有所渗透，使他在“绍味”之中浸润了“京味”。“古寺僧人”式的独身生活，从青年延续到中年的性压抑，愈益沉重地锻压着他的精神。这种人间的大苦闷，对他沉郁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是鲁迅精神哲学与精神诗学形成一种独特阴郁感的内在因素。

长期的深邃的精神钻探，终于取得了金矿。1918年8月，他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谈《狂人日记》创作过程时欣喜地说道：“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狂人日记》所揭示的写满中国史册上的“吃人”二字，主要指的是专制等级社会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互“吃”，即人对人的精神奴役，切中了专制主义精神现象的弊端。

而到了《阿 Q正传》则进入了更为成熟的境界，塑造出阿 Q这个特殊的典型形象，概括出“精神上的胜利法”这种既是民族性又是世界性的精神现象。在《热风》《坟》等前期杂文中，则直抒胸臆，对“合群的自大”等阻碍民族进化的精神现象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引导人们发扬“国民精神”，挣脱出“瞒和骗的大泽”。而《野草》之所以保持着永恒的魅力，就在于这本散文诗从人类精神现象的最深处透发出一种永难穷尽的幽邃哲理与隽永诗情。

后期，鲁迅对中国人精神现象的探索更为深化和切实。其特点是善于从经济组织中与历史深层内探究某种精神现象的产生根源与发展脉络。例如《病后杂谈》等杂文探讨了奴才心理这种专制时代最普遍的精神现象，是怎样在“剥皮”酷刑与文化专制主义压榨下形成和发展的。《女吊》《我的第一个师父》等临终前不久写的杂文，以幽婉沉郁的笔法寻觅了复仇、反叛这种异端的精神现象在专制压迫下必然出现的内在原因。《故事新编》里的《理水》等篇，实质也是以借古讽今的方式写出了早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里就已揭示的精神现象：歌呼胜利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鲁迅在《两地书·八》中说过：“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研究他们的精神”，正是鲁迅自始至终的研究课题。鲁迅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的伟大思想家。用鲁迅自己的话定位鲁迅是最恰当的，他自己就是在《摩罗诗力说》结尾所呼唤的世所独具、远高世俗的“精神界之战士”。

其实，鲁迅研究界近年已经不约而同地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并不同于毛泽东、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特别是中国人精神特征的思想家；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但是并不同于专门致力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革命家，而是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精神的革命家；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是并不同于茅盾、沈从文那样的侧重描摹社会世态与乡土风俗的文学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炼中国人精神特征的文学家。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看来鲁迅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认识，似乎落于孟德斯鸠、卢梭以及严复、梁启超之后，也没有提出新的哲学概念和命题的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但是他根据人类精神现象的探索，特别是对中国人精神特征的把握，反对在中国引进西方所谓“国会之说”等民主政体，认为这是“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却是非常正确的，其预见性无人企及。历史证明这不是鲁迅的局限性，而是鲁迅最懂得中国国情的论据之一。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后可就鲁迅与民主的问题专门深入探讨，这里暂不详谈。尽管鲁迅并没有像有些专门性的思想文化史学者那样，去系统描述中国思想文化的全貌，从学术著作的广博浩大上说，远不及梁启超、王国维等近代大学者，但是他所达到的巨大的精神深度，对文化精髓——人的精神内核的探索与感悟，对中国人精神活动的深刻影响以及那种独特、宏大的精神传感，却是任何专业学者无法比拟的。

还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不能用纯文学的眼光去衡量鲁迅的作品，不能按照所谓文学的一般法则进行苛求，不必对他后期减少小说创作而多写杂文表示欠憾。更不必由于有些论者以纯文学家的标准苛责鲁迅而做种种辩解。因为这种苛责与辩解，都出于对鲁迅真实全貌的扭曲。鲁迅越是体现他作为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精神界之战士”的本色，他的小说的影响力就越是巨大。反之，即使艺术更趋圆熟，影响力反倒随之减小了。这从《呐喊》与《彷徨》的比较中就可看出来。他后期减少小说创作而多写杂文，纵然因素甚多，然而根本原因则是：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决定了——杂文体裁最为适于他完成探索与变革中国人精神现象的历史使命。

从认识到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升华为认识到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是鲁迅认识史上的飞跃。进而认识鲁迅区别于其他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独特性，进一步把握鲁迅的本质特征，则是鲁迅研究的必然深化。这是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逐步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从精神现象学的深层视角观察鲁迅，并不意味着对政治学、哲学、文艺学、文化学等各个视角的否定，而只是一种视角的深化与拓展。正如提出鲁迅小说是中国反专制思想革命的视角，并不意味着否定政治革命的视角那样，各种不同视角的关系是互补共处的，而不是互相倾轧的。当然，其中还有认识层面的深浅高低之别。精神层面应当是更为深层次和高品位的，因而也是更为贴近鲁迅本体，与鲁迅本质特征更为契合的，所以经过长期的积淀与升华之后才可能逐步切入。而一旦切入，就会对鲁迅的独特价值产生更为恰当的认识。

早在鲁迅受围攻之时，就有独具慧眼之士对鲁迅做过这样的评价：“他仍然在中国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与艺术家和战士，十个胡适之换不来一个鲁迅先生；十个郭沫若也换不来鲁迅先生底几本小说，数集杂感；五个郁达夫，四个周作人，都换不来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的难磨的功绩。他是绝对地伟大的，立在中国新文学界里的最崇高的大树，没有人能及得上他的。” 当然，任何譬喻都可能是蹩脚的，将人与人进行比较也可能是不恰当的，然而就鲁迅对宇宙的最高现象、物质发展的最高结晶——人类的精神现象探索的深度，对中国人精神活动及其特征的精确把握、形象表达以及对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精神机制的巨大影响来说，这些评价并不为过。因为对精神现象的探索是极为艰深的，与其他文化、文学现象相比，有些像提炼铀矿与开采煤层之别，其效力也有些像原子弹与普通炸药之差。

所以，以鲁迅自己在《摩罗诗力说》中所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称呼他自己是最为合适的。鲁迅就是为探索中国人的精神、为改变其精神而奋斗一生的“精神界之战士”。他越是自觉地去写杂文和小说，发挥的效力就越是巨大。他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少见的“精神界之战士”。 Ilo8ModAYzcr6PkpA4Ai0/sp1QD+l++5Xifil9uFxrPhnsQG3Ozwf8UaJgrL7hr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