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真佩服梦阳勤奋治学、不停写作的那股劲儿，自我在地方学校发现他，不遗余力把他调到社科院文学所鲁迅研究室工作的四十多年以来，从没见他松懈过。如马克思女儿问父亲的特点是什么时，马克思所说的：特点是目标始终如一。梦阳就是目标始终如一：年年月月日日夜以继日，一心一意地读书、思考、写作，研究鲁迅，从不管它什么“商品经济的大潮”，也绝不考虑“投身于第三产业”。真个是不屑顾及外界的赏罚毁誉、荣辱得失、功利世俗，透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做到宠辱不惊，随遇而安。无论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都不为所动，依旧整日整夜地躲在书房里，孜孜矻矻地钻研他学术研究的课题，而且钻研得乐此不疲，津津有味，实在可以说是进入了一种无须大声宣扬的化境，就像陶渊明《饮酒》中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梦阳自有一系列研究鲁迅的计划，先是用九年时间编印出版了五卷一分册一千万字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为鲁迅学史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又在广东教育出版社卢家明先生全力协助下写出了三卷一百八十三万字的《中国鲁迅学通史》，获得国家图书奖。按说一个学者有这样的成就就很了不起了，有些学人出版一本书，拿到正高职称，就甩手不写了。梦阳却不，又马上投入长篇小说体《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的构思、寻踪和写作，十三年后端出《会稽耻》《野草梦》《怀霜夜》三卷皇皇大著。第一卷《会稽耻》已经由阿联酋指南针出版社出版了阿文版，以飨“一带一路”沿线的读者。以后还要陆续向世界传播，简直令人吃惊！
另外，与他人合作翻译了鲁迅一再主张翻译的外国人第一部研究中国人的书《中国人气质》。公认是数种译本中最好的，接连出了四版。还出版了《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鲁迅的科学思维——张梦阳论鲁迅》《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鲁海梦游》《中国当代文学百家：张梦阳散文精品集》等书，并在全国级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散文、随笔、诗歌，自费出版了叙事抒情长诗《谒无名思想家墓》。其中精华译成日、韩、英、阿拉伯等多种文字。
他虽然主攻“鲁迅学”，但绝不限于只读鲁迅和关于鲁迅的书，而是博览群书，爱好广泛，美术、音乐，无不涉及，眼界甚广。如他在自己的诗中所言：“困守桌前乱读书，哲经文史涉膑吴。孤行苦旅游广宇，忘却高低与赢输。”由于出身于理工家庭，自然科学的书，尤其是天文物理方面，例如英国物理学家霍金的书，也最为爱读。并自小喜阅世界上的长篇小说经典，这从《阿 Q新论——阿 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的论述中足可见他对世界经典长篇小说的熟稔。据他自己跟我说，他的心力其实更多倾注在无意现世出版的反映中国六代学人一个世纪心灵、命运的多卷长篇小说《清江梦忆》和理论专著《长篇小说艺术美学》上。肖凤告诉我：梦阳利用2020年上半年到美国女儿家因疫情不能出门又无参考书不能写学术著作的机会，写出了《清江梦忆》前四章，她看过后感到确如四幅彩色水墨画，气象万千。难以想象，倘若这些文字最终也化为大书，会是什么样的大气象！我愿天假以年，梦阳自己也多多保重，完成他的写作。
梦阳从事鲁迅研究的课题，除学术史外，就是最艰深的中心难题：阿 Q研究。自1972年向何其芳同志求教起，一直没有停歇过。李希凡、陈涌等所有阿 Q专家几乎请教遍了。编纂《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时，特别注意收集阿 Q的资料，只言片语都不放过。然后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逐篇细读，反复思考。1991年《汇编》终于出齐，空了下来，为纪念《阿 Q正传》出版七十年，他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埋头写作一部《阿 Q新论》。1996年11月他父亲弥留之刻，书终于出版，父亲看到了儿子崭新的精装书，含笑辞世。近三十年之后，是《阿 Q正传》发表一百周年的日子，梦阳决心重写旧著，使之提升到新的高度，又写出了《阿 Q一百年：鲁迅文学的世界性精神探微》。这时我已年到九秩，无力细读，但听肖凤转述，觉得确实更成熟了。
阿 Q典型性研究是鲁迅学的中心课题，从研究鲁迅的心灵史，到贯串于研究他小说中阿 Q典型性格的精神史，这无疑是一脉相通的。在经历了专著《阿 Q新论——阿 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的写作实践，又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沉淀过程，梦阳对于阿 Q的认识和理解，确实已经达到了相当全面和深刻的程度，因此在这部学术专著《阿 Q一百年》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许多新颖而又精辟的见解。
我常常跟梦阳谈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问题，因为如果只有前者，就会显得空疏，不够扎实，犹如在沙上建塔，看来似乎相当巍峨，却易于倾塌，而如果只有后者，又会显得琐碎和冗杂，缺乏治学的目标感和自觉性，形成一种带有盲目性的行动。只有充分地掌握这二者的结合，才可能开阔视野，高瞻远瞩，而又入木三分，深刻剖析。梦阳对于阿 Q的认识和理解，正是这样既从整个人类精神现象的宏观视角加以把握，又细腻地解析阿 Q在未庄的一切言谈举止，从微观视角，充分看出此种精神现象生动活泼而又异常深邃的含义。像这样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完满融合的工作，就势必会得出超越前人的若干结论，这实在是太令人欣喜了。
在对于一百年来阿 Q研究史的巡礼中，我深感想要在这项研究中得出超越前人的新颖见解，确实是一种十分艰巨的工作。这是因为学术研究是一种充满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大凡一位学者所得出的某些结论，总是蕴含着他毕生所沉积的渊博知识、思考方式和人生见解，正是这些综合的因素，在经过理性与灵感相交错的撞击、选择、融化和升华之后，才能够得出具有科学价值和审美魅力的真知灼见。如果想要超越前人的这些结论，就必须同样也花费艰苦的功夫，在总体水平和相近的治学范围这两个侧面，出现不同程度的突破和提高，才有可能谈得上超越前人的问题。
阿 Q研究史的起点是非常高的，当《阿 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至第四章时，茅盾就指出“阿 Q这人很是面熟”，“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
，后来又进一步指出，“我又觉得‘阿 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
。这就从宏观角度指出了阿 Q典型巨大的概括性，以及它的重要意义，如果能够沿着这条思路进行细致和缜密的阐述，想必会写出极有价值的论著来，可惜的是这个辉煌的起点，并未引起后人在这方面进行切实的论证。
1949年以后的鲁迅研究工作，得到了全面的广泛的展开，这无疑是繁荣和发展此种领域学术成果的一个大好机会。可惜的是在不久之后，“左”倾思潮就不断地高涨起来，这种思潮的整个趋势，实际上是歪曲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是在当时如果有谁胆敢指出这一点，他就不仅会受到从学理角度做出的驳诘和批判，而且还会受到政治上严重的惩罚，正是这种愈益变得肃杀的气氛，使人们变得噤若寒蝉，哪里敢越雷池一步，哪里敢进行自由的探讨，而只好喘息于“左”倾思潮的束缚和禁锢底下，像这样的话，学术研究自然就无法获得正常的进展，而只能徘徊于庸俗与僵硬的对于阶级性的理解中间。
《阿 Q正传》的研究，不是同样也受到这股思潮的重大影响？斤斤计较地争执着阿 Q的贫雇农身份，还大惑不解于像这样的“好出身”，怎么会沾染上如此众多的思想痼疾。正是那种“左”倾思潮所形成的精神氛围，压抑和窒息了很多学者对于真理的追求，而只能被迫去重复这种谬误的论调，因而就耽误了好多优秀批评家的才华，使他们蹉跎岁月，未能获得更大的学术成就，未能发展茅盾早就提出过的这个论点，相反地却往后倒退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剧。
历史固然会有曲折和倒退，但是它所蕴含的潜在力量，毕竟会促使自己校正方向，迅猛地前进的。在“文革”结束之后，经过整个民族深沉和严肃的集体性的反思，我们的国家已经沿着一条精神解放的道路，不断地向前方冲去。在学术界自然也更是形成了这种主导性的趋势，就以对阶级性这个重要问题的认识来说，已经逐渐回归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论上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说，“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位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这很好地提醒我们，研究民族性和阶级性的必要前提，是得要去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研究“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从人类全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考察人性—民族性—阶级性的种种变化，这确实是研究社会科学时经常会涉及的问题。我试图运用金字塔式的结构形状，对它发展变化的过程做出比喻性的描述，即作为人的共同生理属性以及社会属性，是它广阔的地基，而在人们这些社会层面的需求之中，由于经济生产方式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长期生存于不同的地域中，就形成了种种相互差异的风俗习惯，这就汇合成为总体的民族性或国民性，可以说是这座金字塔结构的中部，它既包含来自它底部共同人性的因子，却又由于“每个时代历史地位发生了变化”，就会在“人的一般本性”中出现某种差异。至于主要是由经济状态方面的原因，即在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从这种不同的物质利益出发，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同阶级立场的爱憎情绪和心理状态，也会随之而发生急剧的变化。
在长期以来“左”倾思潮的影响和束缚底下，我们对于人性、民族性或国民性和阶级性之间密切的关系，未能整理出一条清晰的理论线索来，一听到“人性”二字就如临大敌，盲目而又猛烈地加以抨击和批判，却不去承认和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的客观事实。须知只有割弃了受到各种民族性和阶级性所制约的抽象人性论，才是错误和荒谬的，如果不做这种科学的区分，不承认客观上存在的人性，却一味孤立地强调抽象的阶级性，不去研究它错综复杂地渗透于人们身上的各种具体的可能性，这自然就远远地离开了客观的事实。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们总会受到社会生活中各种阶级性的熏陶、影响和渗透，而由经济动因所制约的阶级性倾向，自然是其中最为主导的因素，却绝对不会是某种阶级概念的化身和符号。既不会存在抽象的人性，也不会存在抽象的阶级性，而只存在各种不同状态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未能准确地理解这种人类社会的本质规律，因此也就无法从宏观的视角去俯瞰和探讨与此有关的许多学术问题。至于“左”倾思潮所宣扬的这种抽象化和模式化的阶级性，不仅在理论上陷入重大的谬误，而且在社会实践中更是造成了异常有害的后果，替多年以来政治运动中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提供了理论根据。
正因为长期存在着上述客观把握上的失误，对于阿 Q典型问题的研究，也就趑趄不前，甚至是后退了，最多也只是左顾右盼，顾虑重重地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而在最近这四十多年中思想和精神比较开放的情况下，学术界的面貌也有了重大的变化，对于阿 Q的研究和分析，正是这样明显地前进了。譬如说鲁迅研究界的不少同行，已经开始习惯于从多种视角去观察和研究阿 Q，对于阿 Q性格中最为显著的“精神上的胜利法”这种特征，能够充分地认识到乃是在人类长期以来的历史阶段中，由于对自己的处境缺乏准确和清醒的认识，就经常会表现出这样的弱点，只有当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思维方式，达到高度的理性主义境界时，才可能将它彻底地克服。
与这种认识论背后的整个文明程度有关，还有人的贪求欲在长期的私有制社会中，也并未很好受到高度伦理观念的制约。当它宣泄得淋漓尽致时，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却也得在幻觉中给予胡思乱想的满足。上述属于认识论领域内的盲目性，和伦理学领域内的贪求欲，确实是产生“精神上的胜利法”的重要根源，从而形成了人类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的这种弱点。
在私有制度中间的少数占有者和统治者，当他们处于失败或崩溃的风雨飘摇之际，实现贪婪占有和专制统治的愿望，已经变得步履维艰时，他们也就必然会大规模地爆发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法”的痼疾。在19世纪后半期，清王朝统治者所散布的“精神上的胜利法”，就是荒谬绝伦且不胜枚举的。只要翻开道光、咸丰和同治这几朝的《筹办夷务始末》，这方面的例证几乎俯拾即是。
譬如在鸦片战争之役，英帝国主义侵略军在广东虎门攻坚不克，窜入并未严密设防的北方沿海，在天津奸淫掳掠、大肆杀戮时，道光皇帝在“圣谕”中竟胡说什么“该夷因浙闽强臣未能代为呈诉冕折，始赴天津投递呈词，颇觉恭顺”，像这样自欺欺人的“精神上的胜利法”，是企图装出一副堂而皇之的虚假外表用以安慰和麻醉自己，掩盖自己失败和没落的真相，欺骗和恫吓广大的人们，阻挠他们反对和推翻自己腐朽的统治。正是由于最高统治者及其臣僚的肆意提倡，这种早已存在的痼疾获得了恶性膨胀，成为当时笼罩着整个社会的一种畸形风习。
阿 Q恰巧是生活于这样的岁月中，熏染着这种浓郁的“精神上的胜利法”，他表现这种人类普遍的弱点时，就不能不带着生长和蔓延于中国土地上这种国民性的独特痕迹，不能不带着“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
（《寄〈戏〉周刊编者信》）
，还由于受到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大肆宣扬而形成的强烈氛围之感染，自然也就充分地表现出那个苦难时代丑陋和沉重的气息。阿 Q确实是在社会环境全部复杂的精神机制中间，表现出了这种人类共有的弱点，却又明显带上民族性和阶级性的烙印。
梦阳在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又吸收了黑格尔、弗洛伊德、荣格和弗洛姆这些西方学者的不少精辟见解，对阿 Q进行了多种视角和侧面的分析研究，并且将自己对阿 Q的见解，升华成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还将它与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和浮士德这些类似的性格典型所体现的精神现象，做出广泛和深入的比较，雄辩地阐述了像鲁迅这样具有思想家素质的创作家，确实是易于在自己笔下的人物身上，显示出这一时代的精神现象，而体现这种庞大精神现象的典型人物一旦被创造出来之后，就又会具有巨大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价值。梦阳在自己这部学术论著中的不少见解，像对于表现这种精神现象的典型人物，如何做出概念的界定；对于这样的性格系统，如何确立应有的认识；以及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读者如何在获得认识、启迪、反思之后，对于宇宙和自我进行重新认识的问题，这也就是如鲁迅所说的“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答〈戏〉周刊编者信》） ，认真地从接受美学视角加以说明和创造性的发挥。以上种种都论证得极有新颖和深刻的见地，确实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前人在这方面的建树。
那么能不能说梦阳的全部学术素养，就已经超过了像冯雪峰和何其芳这些探讨过阿 Q问题的著名文艺理论家了呢？我想是不能得出这种结论的，梦阳之所以能够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建树，是因为这四十多年来思想解放所形成的局面，给予了他莫大的赏赐，他碰到了上述这些文艺理论家无缘相逢的良机。如果他们不是在“左”倾思潮束缚和禁锢底下，而也能生活在今天渐趋合理和健康的气氛中，他们所能够做出的学术贡献，恐怕是未可限量的。
这就可见应该始终保持和发展思想解放的客观氛围，必须遵循学术民主的原则，采用自由讨论和充分说理的态度，发扬在平等基础上追求真理的精神，充满说服力地阐述准确的见解，充满说服力地批评谬误的看法，从而逐步形成科学的结论，这才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素养风度和气魄，那种畏缩与封闭的心态，强制与挞伐的做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学风的背离，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能够赢得千万读者的心，正是因为它善于吸收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具有无可比拟的说服力和创造性，才可能使学术研究得到发展和繁荣。而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和繁荣，又可以反过来促进和巩固思想解放和学术民主的局面。我深信梦阳这种治学的途径，也正是对此具有反馈作用的一种贡献。
梦阳在本书的后记中，述说了他艰难困苦的治学经历，可以说他已经在经过磨难之后，升华于但丁所仰望的天堂中。正因为已经处于这种精神境界的顶端，就可以高屋建瓴，从容俯视，将茫茫的世事尽收眼底，像这样来治学，思想眼光的开阔、锐利与深邃，又绝非温室里长大的花朵所能企及，这正像宋代哲学家张载所说的“贫贱忧戚，玉汝于成”了。梦阳虽然也已年逾古稀，但精神仍很健旺，我期待着他在鲁迅研究领域和文学创作中做出更大的实绩。
至于这篇后记中提到对我的感谢，就使我感到很惶恐了。为了帮助梦阳实现来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愿望，我确曾往返周折，耗费过一些精力，之所以能够这样不辞劳苦地去做，是因为在四十余年前，当沙汀和荒煤这两位著名前辈作家主持文学研究所工作时，言传身教谆谆地嘱咐大家要勤奋工作，吸收人才，开创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在这种欣欣向荣和齐心协力的气氛中，当然就很乐于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来，何况像我这样匆匆忙忙地奔波几回，实在是算不上什么的。
曾有多少哲人莫衷一是地探讨着什么是幸福的命题。我想能够高高兴兴和坚持不懈地走自己认定的路，这也许就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幸福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希望梦阳能够像他所喜爱的那位佛罗伦萨大诗人但丁所说的：“走你的路！”
2021年夏九秩于北京
（林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鲁迅研究室原主任，
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散文学会原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