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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出现了许多集中探讨阿Q精神胜利法的内涵与产生条件的论著。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吕俊华的《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
该文最初于1981年5月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后来扩充为近十万字的专著，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列为“鲁迅研究丛书”于1982年9月出版。其要点是：（一）阿Q的精神胜利是对自尊的维护：阿Q的精神胜利首先是从他的自尊心生发出来的，是出于维护、保护自己尊严的需要。对权势者和实力派，他用精神胜利法来维护和保护自己的自尊；对同等地位者，他用“实力政策”来维护和保护自己的自尊；对毫无自卫和报复能力的弱者，则奉行“霸权主义”来伤害他人的自尊以满足自己的自尊。这种自尊是封建等级性的自尊，是奴性的自尊，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奴性，或者说是奴性的曲折反映。历史事实证明，专制出奴才。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应该重视的主要方面；有压迫就有奴性和奴才，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鲁迅在《阿Q正传》和大量杂文中对奴性和奴才的揭露和鞭挞，是他反帝反封建、争取中国人民做人的地位权利的斗争的最重大和最重要的内容。他把凝聚在阿Q身上的、体现了奴性的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哲学抽象物艺术地展现出来，对人民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是他对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的重大贡献。（二）阿Q的精神胜利是自卑的补偿：阿Q苦于自己社会地位的低微，就在想象中，在精神世界求得补偿。这便是他的精神胜利。他常用的方法不外自认门第高、辈分大、比丑、自贱第一、自打嘴巴、委之于命、健忘等几种。精神胜利法在阿Q的经验中已经成为牢固的、稳固的条件反射，成为“动力定型”或固定模式。依变态心理学观点，他这种深闭固拒之系统实为一种“情结”，一种自卑的情结。这种自卑感导源于个人主义思想，是私有者的心理反应，这就是阿Q的自卑的思想基础。（三）阿Q的精神胜利是自卫的反应：阿Q的精神胜利渗透着、概括着他的自尊、自卑、虚荣、嫉妒、奴性……他的喜怒哀乐，总之，他全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而所有这一切又无不与他的愚昧无知相表里，或竟以他的愚昧无知为前提。鲁迅写阿Q的精神胜利就是写他的愚昧。无知使人陷入麻木状态，这正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防卫的作用。阿Q以无知无识的愚民之理，化他的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愤懑不平之情。这种以理化情法，就是在幻想里发展起来的用以平复精神创伤的自卫措施。（四）阿Q的精神胜利是变态的反抗：阿Q的精神胜利寓有反抗精神，不过其反抗是变态的、畸形的，而这种变态、畸形是被逼出来的，是由恐惧造成的，是一种泯灭了幻想与现实界限的病态。这种带有病态的人才反映着、揭示着社会的病态。只有这样理解阿Q的形象才符合作者的本意。（五）阿Q精神胜利的失败：在《阿Q正传》中，鲁迅分明是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描写阿Q的精神胜利的。所以，阿Q的精神胜利的属性，也必须从这两方面看，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从阿Q精神胜利法的失败中，可以看到，他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能在精神领域发挥作用，只解决自尊心的问题；在物质领域，在生计问题、恋爱问题上，他的精神胜利法就不中用了。阿Q精神胜利的失败，反映了鲁迅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对人民的物质欲望和物质生活的重视和关切。
吕俊华的论著发表之后影响很大，得到的褒贬参半。有评价很高的，刘再复在《古老题材的新发现——读吕俊华〈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
中认为：吕文在《阿Q正传》研究中开拓了思维空间，引进了新方法论，获得了新的发现。也有评价很低的，李桑牧在《能用心理学和生理的观点研究阿Q这个典型吗？》
中认为：吕著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的基础之上的，是脱离了具体的阶级与社会的考察和研究，将抽象的人性认识向着生理原因“深化”。其目的无非是在论证阿Q的精神胜利法对于全人类、全民族的普遍性；而阿Q这个形象，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个典型特征，实际上是被当作人类普遍弱点或民族劣根性的抽象物，陈列在超阶级、超时代的真空器皿里供人们赏鉴了。
笔者认为吕著在阿Q典型研究史上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杀的。80年代初期，“文革”刚刚结束，“左”倾束缚尚未摆脱，思想园地相当贫瘠，吕著能够汲取变态心理学等西方学术理论，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做出别开生面、独具深度的论析，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也是势所必然的。对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精神文明都应认真汲取，运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的合理因素分析长期存疑的阿Q典型问题以拓展思路，开辟新意，有什么不好呢？吕著在这一点上不仅没有可责怪处，而且应该充分肯定。吕著最值得注意的话是：“专制出奴才。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应该重视的主要方面；有压迫就有奴性和奴才，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这“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正是吕著抓住的最可贵之点。倘若就此深入挖掘下去，一定会使论著具有更大的深度和分量，可惜吕著作为汲取西方理论的初次尝试之作，还有明显的消化不良症，这不仅表现在引文过多、罗列庞杂上面，还在于分析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内涵时，没有紧密结合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与阶级状态，没有着重探讨使阿Q一类人物出现心理变态，在阶级压迫、经济剥削下产生奴性、成为奴才的物质原因。因为人的精神与心理的变化，都是以物质条件为依据的。脱离了具体的物质基础，进行纯精神或纯心理研究，的确有滑进唯心主义的危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人类科学思想的结晶，不能在汲取西方理论合理成分的时候，丢掉了这一基本观点。再者，吕著把自尊当成产生精神胜利法的出发点，几乎主要分析都是以自尊心理为理论根据，似乎并没有抓住根本。根本是什么呢？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本书在《典型论》中将详加论析。
除了吕著之外，80年代初期还出现了一些论文着力探讨阿Q精神胜利法形成的条件和思想根源：
傅正乾的《试论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之形成》
，认为阿Q是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而又要求革命的农民的艺术典型；精神胜利法绝不是阿Q所属的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的必然产物，也绝不是农民阶级固有的思想特征，而是受到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意识毒害的结果。
杜圣修的《试论阿Q性格的思想根源》
，则挖掘了阿Q性格在中国民族传统思想或中国封建主义中的思想根源，认为阿Q性格中有儒教为主的封建思想，“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主要内容，却不是儒教，而是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释老思想。阿Q的精神胜利法，最能反映和代表阿Q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在思想本质上就是释老的遁世主义，特别是道家的混世主义。作为劳动人民的阿Q，在现实中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惨遭各种压榨，蒙受各种凌辱，以致使他难以为生；阿Q出自被压迫阶级的本能，对这个不合理的黑暗社会，是有愤愤不平之时的，也有改变自己奴隶地位的朦胧的要求，甚至表现出强烈而热切的革命愿望。但是，他的以精神胜利法为主要特点和内容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却把阿Q性格中这些可贵的闪光烁辉的思想品质消泯殆尽，使阿Q误入歧途，而自以为正路，不思自拔，在浑浑噩噩中了却悲哀的一生。它比儒教思想更加严重地毒害了阿Q的灵魂，它是造成阿Q终生落后不觉悟的更为重要的原因”。
王敬文的《论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根源》
，则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某种精神病态在近百年的历史中的一个新的恶劣的发展，不能仅仅归结为帝国主义入侵后，近百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过去的论者，一则完全忽略了产生阿Q精神胜利法的长久的历史根源，二则只是强调了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客观外在条件，而完全忽视了内因的主导作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农民个体小生产者狭隘心理和保守思想的反映，不能完全看作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思想腐蚀毒害的结果。
关于阿Q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问题，也出现了不同的见解：
陈安湖的《论阿Q和阿Q精神》
认为：“阿Q这个典型，虽然所写的是一个阶级的人物，在中国当时社会里，却有着不少相类似的各个阶级的人物，这种相类似，正是这个典型的普遍性产生的根据。人们从‘相类似’而得到启发，得到反省，从而也就得到教益。”
陈鸣树的《“旷代文章数阿Q”——〈鲁迅小说论稿〉的一节》
认为：“任何典型的性格特征，如果把它抽象化以后，即抽去其时代性、阶级性以后，都可能成为不同阶级的某种心理活动或生活习惯的借喻，以达到赞美或警策人们的作用。”
邵伯周的《〈阿Q正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认为：“硬要把阿Q的精神胜利法说成来自封建阶级，是没有根据的。何其芳说‘精神胜利法’‘未见得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有的产物和统治思想’，‘在不同的阶级的人物身上都可见到’，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这个论点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论点，根本不是什么‘人性论’。”
黄侯兴的《〈阿Q正传〉简论》
认为：“我们承认阿Q属于农民阶级，阿Q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同时又承认阿Q性格体现了近代中国的某一方面的民族特征，就决不是什么‘修正主义’的‘人性论’的观点，恰恰是维护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反映论。”“冯雪峰的‘思想性的典型’‘寄植者’说，何其芳的‘典型共名’说，有合理的、可取的内核。”
张永泉的《民族劣根性的典型——论阿Q》
认为：“人们把老当益壮的人称作黄忠，把体弱多病的女孩子称作林黛玉，这都是典型的‘借喻’。但有的典型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影响，就不属这种情况，而是典型本身在起作用。列宁所说的奥勃洛莫夫的例子和阿Q这个典型，就不是‘借喻’，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超阶级、超时代的。”
从总的趋势看，8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者逐步摆脱把阶级论推向绝对化的极“左”倾向，日益承认阿Q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认可冯雪峰、何其芳观点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