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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典型研究的确是鲁迅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尖端课题。许多鲁迅研究家和文艺理论家都不约而同地奋起攻坚。20世纪50年代曾发挥巨大影响的理论家陈涌，重新出山后用力最深的就是阿Q典型研究，在80年代初接连发表了两篇力作。
第一篇《阿Q与文学的典型问题》于1981年6月在《鲁迅研究》第3辑发表。该文要点是：（一）阿Q精神的内涵问题：阿Q精神的主要内容是主观盲目性和所谓精神胜利法，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主观盲目性是支配阿Q整个行动的思想方法的突出的典型特点。他的全部悲剧和喜剧，全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篇章，全部失败的历史，都是和他的主观盲目性有关的。不是依据对形势的客观分析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是阿Q不断地遭受打击、挫折，不断造成悲剧的认识根源。而且阿Q最突出的典型特点就是善于把失败反而说成胜利。阿Q精神，是一种奴才的品德，是招致民族失败、阻碍民族前进的一个精神内因。《阿Q正传》的伟大的深远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阿Q精神的批判，显示出民族的生路和死路，从民族的自我批判中指明被压迫的民族应该走的道路。（二）阿Q精神产生的根源：在近代中国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被帝国主义打击、掠夺从而走向破产的历史条件下，阿Q精神也有可能从这些小生产者的内部产生，也可能成为他们的一种典型的性格特征，正如我们看到的阿Q这个人一样。阿Q精神之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特别广泛地传播，除了受到封建阶级的影响，是和中国是一个有广泛的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国家，和这些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在近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的遭遇分不开的。（三）为什么阿Q式的可耻的精神现象会成为近代中国被压迫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一种典型的精神现象？因为大多数人民的觉悟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的，人民本身还存在着种种弱点。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像阿Q的典型性这样复杂的现象。《阿Q正传》是对我们民族和人民的深刻的自我批判，期望解除他们的思想负担，打破阻碍他们前进的阻力而显出它的威力、它的伟大意义。（四）关于如何评价阿Q对革命的态度的问题：阿Q对革命的态度，正好反映了一个本来极端落后、充满阿Q精神但又是被压迫被剥夺的破产的小生产者的整个特点。由于被急剧无情地剥夺，由于被从土地或其他小私有中排除出来，破产的小生产者对自己的地位极度不满，对压迫者和剥夺者充满仇恨。但他们不稳定的生活地位也决定了思想性格的不稳定，他们往往很容易被卷入革命浪潮，满腔革命狂热，但当他们受到一点挫折，或者不能达到个人目的的时候，又会很容易转过来诅咒革命。革命的领导阶级，既不会抛弃像阿Q这样的穷苦农民，又有信心克服阿Q的顽强的落后思想。辛亥革命没有做到这点，这是使革命终于流产的一个严重的痛苦的历史经验。（五）典型性与阶级性的关系问题：典型性不能离开特定的阶级的制约，但它本身却是独特的。我们可以从每种典型性格中辨别出它的政治思想倾向，但不能只是用进步的、落后的或者保守的、反动的一类政治思想概念来代替典型的概念。不能只是用政治思想倾向的特点来划分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格。把典型性和普遍的一般的阶级性等同起来，认为典型性就是概念上的阶级性，是产生公式化，造成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使文学艺术上典型贫乏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阿Q精神是阿Q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却不是一个阶级独有的现象。在文学批评研究上停留在或者基本停留在对人物做出阶级的政治的鉴定，而不前进一步，不把阶级的政治的分析和典型特点的分析结合起来，是滋长庸俗社会学和公式化概念化的一个因素。（六）进一步阐述典型性和阶级性的关系：从一方面看，典型性和阶级性相比，是一个更特殊的概念，但从另一方面看，典型性又比阶级性的意义更广泛和更普遍得多，阿Q精神不是个别阶级的现象，它比个别阶级的特性有更大的普遍意义，也不能因此证明它是和一定的物质条件、一定的社会无关的所谓人类的共同的弱点。
陈涌《阿Q与文学的典型问题》一文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第一，加强了哲学深度。从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关系的角度，揭示出阿Q不断造成悲剧的认识论根源：“不能正确地认识周围的客观世界，不能正确地估计周围的现实关系。不是依据对形势的客观分析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而往往是依据荒谬可笑的偏见或者一时的感情冲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同时从现实的失败的痛苦中找到虚幻的胜利来自我欺骗、自我麻醉。这就从主观盲目性和精神胜利法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分析了阿Q精神的内涵。这一理论贡献是有深刻意义的，它启示后来的研究者从哲学根柢上去思考阿Q精神的认识论根源与造成精神胜利法的精神机制，考察阿Q典型形象具有极大普遍性的根本原因。第二，拓展了文学视野。从世界文学的视角对阿Q精神与堂吉诃德精神、浮士德精神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启悟后来的研究者从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范畴内考察与阿Q相类似的文学典型。第三，从精神现象的角度思考了阿Q精神的产生根源。肯定在近代中国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深受帝国主义掠夺、走向破产的历史条件下，阿Q精神也有可能从这些小生产者的内部产生。否定了那种农民身上的阿Q精神只能从封建统治阶级的外部影响而来的狭隘观点，启悟后来的研究者从内在原因和精神现象的思路中去考察阿Q的典型问题。第四，进一步阐述了典型性和阶级性的关系。说明典型性比阶级性的意义更广泛和更普遍得多，阿Q精神不是个别阶级的现象。它比个别阶级的特性有更大的普遍意义。
然而，学术是随时代而前进的，从今天的新的认识高度反复回味，就感到陈涌的这篇论文仍有令人不满足的地方。第一，虽然加强了哲学深度，揭示出阿Q不断造成悲剧的认识论根源是主观盲目性，但是仍没有深入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和人物的精神机制中去，因而没有透辟地揭示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学根柢。第二，虽然从世界文学的视角对阿Q与堂吉诃德、浮士德等著名典型进行了比较，但是并没有如何其芳所说的那样：“研究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明了了不同的类型的典型人物的差异和特点，并从他们概括出一些共同的规律。”因而没有进一步发现阿Q与堂吉诃德、浮士德等著名典型所包含的共同性质与共同规律。没有对阿Q这一类型的艺术典型做出更精确的概念界定与内涵分析，也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阿Q典型研究中的困难与矛盾。第三，对阿Q的革命问题，显然仅是从革命策略上加以考虑，没有把阿Q的“革命”与“不革命”当作一种相通的精神现象进行审视，因而也就没有明了鲁迅批判和否定这种精神现象的深刻意义。第四，对阶级性与典型性关系的分析，虽然是对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公式化、概念化现象的批判，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旧有的模式，还有在阶级性与典型性之间兜圈子的迹象。
第二篇《〈阿Q正传〉引起的争论》，这是1981年9月在巴黎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报告会上宣读的论文，收入1984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论》。这篇论文进一步认定了阿Q精神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身上存在的普遍性，指出：问题主要在于如何解释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从理论高度对何其芳与李希凡在阿Q典型研究问题上的争论做了总结。文章认为：“何其芳的意见，是针对当时确实存在的那种认为典型性等于阶级性的简单机械的观点而提出的。这种观点，导致我们一部分文艺创作的公式化，妨碍我们创造有血有肉的多种多样的人物。一句话，造成艺术脱离生活和典型的贫乏。何其芳这些意见，现在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是很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他当时能够提出这些意见，表现了他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理论上的勇气。但何其芳在正确地批判典型性等于阶级性的观点时，他自己却开始表现了另外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特点，就是离开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离开人的社会本质和阶级本质解释人的共性，解释文学的典型性。”“李希凡正确地用具体历史观点来观察典型问题的时候，却把问题这样绝对化，以至完全排斥典型的概括意义有可能超越个别时代的看法。”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陈涌认为：“只有同时承认阿Q具有两重性，才能恰当地评价阿Q后来对革命的态度，才能对阿Q的‘投降革命党’不至于一下子过高的评价，或者简单地完全加以否定。”最后又从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对哈姆雷特、堂吉诃德、浮士德的典型性格进行了比较，特别着重分析了哈姆雷特犹疑的性格，认为：“哈姆雷特的性格和他的悲剧，正好反映了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理想的悲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涌在进行了一番分析比较之后，对阿Q典型研究的理论意义做出了这样的概括：“《阿Q正传》所牵涉的典型性、阶级性、人性的关系问题，文艺与现实关系问题，以及如何估计阿Q这个落后的但又是被压迫农民和革命的关系的问题，都是文学以至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每个参加讨论的人都不能不按照自己的观点回答这些问题，过去出现的分歧，根本上是观点和方法的分歧。”
陈涌的这篇论文，对何其芳与李希凡在阿Q典型问题上的争论，采取了理性分析的科学态度，既没有绝对肯定一方，也没有绝对否定一方，而是汲取双方的合理意见，扬弃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了新的综合。这种科学的方法，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对哈姆雷特等世界文学著名典型的分析，也开拓与加深了以后研究者的视野与思考。特别是关于阿Q典型研究深远理论意义的概括，更启悟后人去思索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但是这篇论文也有明显的不足，最主要之点是：仅限于对何、李之争做出具体的分析与评判，而没有从更高的立足点和更新、更深的层次中，洞察阿Q典型问题论争所隐蔽的背后的精神现象——人类精神文化的深层共性问题。
总之，陈涌80年代初的研究，对以后的阿Q典型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开拓作用，达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但是并没有从新的视角与理论本质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