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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文革”结束。阿Q典型研究逐步复苏。
1976年12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其中有一段论及《阿Q正传》：“《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毛泽东的这段话有三点启示：（一）确定阿Q的身份是“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二）指出阿Q革命的性质“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三）揭露假洋鬼子连这种“拿点东西”的“阿Q革命”也不准。
毛泽东的话是很正确的。但是当时学术界刚从“文革”中解放出来，思维方法还没有摆脱极“左”的束缚，因此大兴过一阵“阿Q是落后农民的典型”热，对此大做文章，甚至对茅盾关于阿Q是一般农民的典型的论断也大表异议，认为不精确云云。
茅盾的论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1961年《上海文学》第10期发表了茅盾的《关于阿Q这个典型的一点看法——给一位论文作者的信》。该信指出：“我个人对于您的论点，有一部分颇具同感（但我以为如果把阿Q看作落后农民的典型，还不如叫作普通农民、一般农民的典型）；但是，您把精神胜利法作为这个典型的主要特征，我则以为不然。不要否认，鲁迅在描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时，其讽刺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而且他是‘联系那时的实际’，可以说是指着那时士大夫（所谓正人君子）的鼻子指斥的。然而，从阿Q这个典型看来，精神胜利法只是其一端——农民落后性；而在阿Q身上还有相反的东西，即要求革命的愿望，即在浑噩的外衣之下的乐观主义精神（不少人只看到有浑噩的外衣，而忽略了他的乐观主义的内核），以及他的勤劳、朴质等。如果只有精神胜利法这一特征，那么，阿Q就不是农民的典型而是那些所谓正人君子的典型了。”茅盾还强调：“阿Q作为农民（普通农民）典型，是有他的特定的时代性的。”
茅盾这时关于阿Q典型的看法，虽然说也有些进展，例如注意到精神胜利法之外的勤劳、质朴、乐观等阿Q的其他特征，提示研究者全面认识阿Q的性格等，然而从总体来说，比起他1922年《阿Q正传》刚发表四章时对读者谭国棠的回答，不但没有进展，还出现了某种倒退和失误。其失误并不在于把阿Q说成了一般农民的典型，没有精确地说成是落后农民的典型，而在于落入了“阶级+典型”的陷阱，为一个阶级或阶层一个典型的简单化模式开了绿灯。当然，认定一个典型人物的阶级属性是必要的，但是确定某个典型人物是某阶级典型的提法却是不足取的。如果说阿Q是一般农民的典型，那么一般农民是否还有其他典型呢？倘若仅阿Q一个就大谬了。即便说阿Q是落后农民的典型，也未能纠其谬。仍可设问：是否落后农民全像阿Q这样呢？虽然把典型人物的地位属性从阶级缩小到了阶层，也未能跳出一个阶级或阶层一个典型的思维模式。而且在把阶级论推向绝对化境地、忽视精神胜利法普遍性研究的时代环境，将研究者的注意力转向阿Q的其他性格特征而更加掩盖精神胜利法的重要性，就不能不说是茅盾在阿Q典型研究中的一种倒退了。“左”倾思潮的冲击力是这样强大，连茅盾这样的文学巨匠也出现了从众倾向，出现了理论的滑坡，更令人感到了阿Q典型研究的艰巨性。
把70年代末兴起的“阿Q是落后农民的典型”热，与60年代初茅盾的“一般农民典型说”对照起来进行分析，是为了说明极“左”的公式化模式的顽固性，启悟研究者冲破思想的牢笼，大胆提出新的见解。
70年代末，果真有一篇论文对阿Q典型研究提出了新颖的见解，这就是1979年10月，《文学评论丛刊》第4辑发表的支克坚的《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
该文要点是：（一）跟别的作家不同，鲁迅根据自己对生活、对文艺的社会使命的独特认识，集中描写了阿Q的落后和不觉悟，对阿Q的思想性格做了彻底的批判和否定——既批判和否定阿Q的“不革命”，又批判和否定阿Q的“革命”。（二）把阿Q的“革命”，说成是鲁迅对农民革命性的发现和肯定，显然与鲁迅的本意不符。鲁迅的本意，是在当时中国一部分农民中发现和指出同革命格格不入乃至背道而驰的思想意识。原因之一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实质，并非什么不能在实际上只能在精神上反抗压迫者、奴役者，不能在实际上只能在精神上取得这种反抗的胜利，而是不能在实际上只能在精神上爬到压迫者、奴役者的地位，使自己变成压迫者、奴役者，取得这样的所谓“胜利”；原因之二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产生在阿Q这样的农民身上有其内部的根据，其根源在于小生产固有的局限，在于小生产、封建宗法统治以及闭塞性所造成的农民政治思想的不发展。（三）《阿Q正传》作为一篇反映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的小说，它所总结的辛亥革命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中国今后应当有真正的革命，而为此必须有真正的革命者，他们有自己坚信的主义或者说改造社会的理想，并为其实现而不屈不挠地奋斗。特别是广大的农民，他们应当起来为改造社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斗争，但为此首先要改变由几千年经济上的小生产、政治上的封建宗法统治以及与它们相联系的闭塞性造成的旧的“魂灵”，另外换新的“魂灵”。（四）《阿Q正传》旨在暴露国民的弱点，鲁迅必定集中描写阿Q思想性格中那必须批判和否定之点，而不可能再来探索什么应该肯定的东西。用一个否定的农民典型来揭示小生产经济、封建宗法统治和闭塞性对现代中国革命所造成的最严重的障碍，是鲁迅通过《阿Q正传》，对于时代和文艺所做的他独有的贡献。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旧必须严重地来注意这个问题：不能做阿Q式的“革命家”，不能像阿Q那样“革命”！
四十二年后重读支克坚的这篇论文，更加感到这的确是一篇深刻之作。其深刻性在于，它不是一篇书斋里写出的纯学术性的论文，而是经历了十年“文革”，有深邃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结合痛苦的现实体验，进一步体悟到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既批判和否定阿Q的‘不革命’，又批判和否定阿Q的‘革命’”。这种“不革命”与“革命”实质上是阿Q主义这种精神现象在不同境遇中的不同表现，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两种表现的本质是：在精神上或者实际上使自己变成压迫者、奴役者。而鲁迅的宗旨则是实行改变这种本质的精神革命，也就是在中国实行真正的革命：“改变由几千年经济上的小生产、政治上的封建统治以及与它们相联系的闭塞性造成的旧的‘魂灵’，另外换新的‘魂灵’。”这里所说的“魂灵”，也就是精神。中国多少年来，无论是打倒旧皇帝、当上新皇帝的“彼可取而代也”的历代农民革命，还是近现代的辛亥革命、民主革命，冒出的阿Q式的“革命家”实在太多了！人民所受阿Q式“革命”的苦也实在太深了！正是在这种深切的现实体验的意义上，有深邃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才从深层次中体悟出了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体悟出了鲁迅在中国的长久价值与深远意蕴。有些研究者认为，支文否定了农民的革命性，就排斥了这种可以发动的革命力量，是不符合革命策略的。其实这不过是皮相之谈，革命策略是一回事，真正的精神革命又是一回事。从革命策略上说，当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这并不排斥实行真正的精神革命的长远目标——消除在精神上或者实际上使自己变成压迫者、奴役者的这种阿Q主义的精神现象。支克坚论文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指出了阿Q式革命的本质是：“在精神上或者实际上使自己变成压迫者、奴役者。”这正是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经过1908年立志改变中国人的精神到1921年
创作《阿Q正传》的十四年间，对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精神机制进行深邃探索的最重要的结晶。支克坚发现了这一点，这是前人没有看出的，这不仅是阿Q研究和鲁迅研究的重要突破，而且是对什么是真正的革命、应该做什么样的革命家这一重大问题的深刻回答，值得思想界继续深入思考下去。
现在看来，支克坚的这篇论文也有不足之处。主要不足是还没有点透鲁迅毕生所投入的精神革命的宗旨，没有掘出精神胜利法产生的更深层的内因——不仅产生在阿Q这样的农民身上有其内部的根据，而且在处于蒙昧状态的人类身上普遍有其内在的缘由。
总之，70年代“文革”结束以后，阿Q典型研究开始复苏，但是还不能摆脱“左”倾思维模式的束缚，兴起过“阿Q是落后农民的典型”之类流于平庸的讨论。但是在这种氛围中，却出现了一篇超越平庸的奇文：支克坚的《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这实质是中国知识分子经历十年“文革”磨难后，对鲁迅及其主要作品《阿Q正传》进行再认识与再思考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