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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时期，《阿Q正传》除成为一些人制造政治舆论的工具之外，在理解这部作品的思维方法上也出现了极端片面性，即把50年代开始的阶级论绝对化倾向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将《阿Q正传》曲解为贫苦农民想革命、地主阶级“不准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斗争史。由此从反面证明：以极端化、绝对化的阶级观点与简单化的方法研究《阿Q正传》，是绝不可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的。
不过，在“文革”的夹缝中，也有些学者保持了严谨、踏实的学风，对《阿Q正传》做了比较科学的解释。李何林的《〈阿Q正传〉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的特点是：（一）在狭隘的阶级观点甚嚣尘上的时候，敢于如实地讲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从鲁迅生平思想和全部著作的整体联系中探讨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目的，这样写道：“鲁迅想用文学去批判‘国民劣根性’或‘改造国民性’是他早在日本弃医学文的原因，也是他在五四时代从事创作的原因。《阿Q正传》的主要思想也就在批判‘国民劣根性’。批判这种劣根性，目的在提高‘国民’的觉悟，以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改变国家的落后状况。”这些论述是符合鲁迅思想实际和《阿Q正传》创作实际的，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能够做出这样实事求是的分析是难能可贵的。（二）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做了结合实际的具体分析，并指出其普遍性：“精神胜利法不但在当时有相当的普遍性，而且有一定时间的永久性。但这意思都不等于说是全国人民都有的人性；精神胜利法只是各阶级一部分人才有，各阶级所表现的形式和实质也不相同。”阿Q仍然是被统治阶级思想毒害的一种落后农民的典型，受这种思想影响的其他一些人也会有精神胜利法，“像列宁指出的‘奥勃洛摩夫’思想的普遍性一样”。尽管讲得比较含蓄，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指出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并强调“像列宁指出的‘奥勃洛摩夫’思想的普遍性一样”，的确是大不易的。（三）更鲜明地揭示了《阿Q正传》“唤醒农民”的重要思想，指出：“鲁迅提出了一个农民和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国农民是有革命的愿望和革命的可能性的；但是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农民去革命。阿Q似的农民（中国农民不全是阿Q），必须克服自己的精神胜利法等等缺点，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背着这些缺点的包袱，对于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很沉重的，不利的。”《阿Q正传》所反映的农民问题，以前的研究者也提出过，但是该文揭示得更为明确。
李何林之所以能够在“文革”夹缝中谈出这些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关键在于他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任何一位实事求是的研究者，都不能不尊重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与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实际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