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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阶级论绝对化、庸俗化，不仅导致阿Q典型研究误入歧途，而且在整个文学理论领域造成了混乱。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何其芳在1956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著名论文《论阿 Q》。
该文要点是：（一）提出阿Q典型研究中的主要困难和矛盾：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种消极的可耻的现象。（二）归纳过去对这一问题的解释：（1）断定阿Q是从地主阶级破落下来的，和一般农民不同；（2）说阿Q主要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3）把阿Q解释为过去的落后的农民典型。分析这三种解释的不圆满处。（三）分析阿Q性格上最突出的特点是精神胜利法：（1）以鲁迅早期研究国民性问题的言论说明鲁迅并不认为阿Q精神只是存在于当时的落后的农民身上的弱点，而是在当时许多不同阶级的人物身上都可以见到。（2）鲁迅选择了阿Q这样一个辛亥革命前后的雇农做主人公，把他写成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物，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典型，而不是一种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四）解释阿Q典型研究中的主要困难和矛盾：（1）指出这是一个典型性和阶级性的关系问题。（2）以文学名著中的诸葛亮、堂吉诃德等不朽典型为例证，说明某些性格上的特点，是可以在不同的阶级的人物身上都见到的。这样某一个典型人物的名字，就成了他身上某种突出特点的“共名”：诸葛亮成了智慧的“共名”，堂吉诃德成了可笑的主观主义的“共名”，阿Q则成了精神胜利法的“共名”。（3）说明“阿Q相”并非只是旧中国一个国家内特有的现象，走向没落的失败的剥削阶级和落后的还没有觉醒的人民中间都会产生阿Q精神。（五）批评文学研究中把阶级和阶级性的概念机械地简单应用的现象，主张研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能从概念出发，而必须考虑到它的全部的复杂性，必须努力按照它本来的面貌和含义来加以说明，必须重视它在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作用和效果，必须联系到文学历史上的多种多样的典型人物来加以思考。
在把阶级论推向绝对化、庸俗化的“左”倾气氛中，何其芳敢于对文学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典型性等于阶级性的简单机械观点提出反驳，对阿Q典型研究中存在的理论疑难提出独立的解释，的确表现了难得的理论勇气和独立思考精神。何其芳曾经说过：一篇好的论文，应该“三新”，即有新的观点、新的论证、新的材料。
他的这篇论文正符合“三新”的要求。第一，有新的观点：在归纳阿Q典型研究中的主要困难和矛盾，理清前人解决这些困难和矛盾的思路之后，提出了“共名说”这条新的思路。第二，有新的论证：将视野拓展到世界文学的广阔范围中去，借助诸葛亮成了智慧的“共名”、堂吉诃德成了可笑的主观主义的“共名”等实例进行论证，证明阿Q可成为精神胜利法的“共名”。第三，有新的材料：第一次把鲁迅在早期论文和前期杂文中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论述归理了出来，与《阿Q正传》两相对照，使鲁迅在精神哲学与精神诗学两个领域里对人类精神现象的探索，对精神胜利法的批判，首次清晰地展露出来，呈现出鲁迅构思和创作《阿Q正传》的内在思路。由于何其芳的《论阿Q》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推出了新的观点、新的论证、新的材料，所以必然成为阿Q典型研究学术史链条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因此，所有的阿Q典型研究史述都不能不论及《论阿Q》，所有的阿Q研究资料也都不能不收入《论阿Q》。然而，何其芳的《论阿Q》，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也有欠憾。第一，把阿Q典型研究中的主要困难和矛盾概括为：“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种消极的可耻的现象。”显然是不准确的。难道农民就不能有消极的可耻的现象？别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早就认为具有自私性、保守性等缺点的农民，会有消极的可耻的现象，就是先进的无产阶级也会有消极现象出现的。阿Q是一个农民，就不能具有消极的可耻的阿Q精神；如有，就只能是统治阶级传染的。这说明将阶级论推向绝对化、庸俗化的“左”倾禁锢是多么严重，就连何其芳这样卓越的文艺理论家的头脑中也未能完全脱开这种阴影的束缚，所以他在解决这一所谓的“困难和矛盾”时，实质上采取了迂回的路线。第二，所谓“共名说”就是一种迂回式和表层性的解决“困难和矛盾”的方式：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只有剥削阶级才出现的消极可耻的现象，其他阶级，特别是劳动阶层的人们如果具有的话，不过是“共”其“名”罢了，只是借助一个名称，并不具备其实质，这样就不可能真正揭示精神胜利法的根柢了。
那么，阿Q典型研究中的主要困难和矛盾究竟是什么？精神胜利法的根柢在哪里呢？这就是本书《典型论》中所要解决的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