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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1951年11月1日，《人民文学》第4卷第6期上，冯雪峰发表了一篇引起长期争议的论文——《论〈阿Q正传〉》。
在这篇论文中，冯雪峰首先对鲁迅的历史身份与独特价值做了这样的认定：“鲁迅由于他自己所选定的历史岗位，是政论家，是战斗的启蒙主义者，所以他越是像他对付杂文一样，以一个政论家的态度，战斗的启蒙主义者的态度，去对付他的小说，则他的小说也就越杰出，越辉煌。否则，就要因为不能高度地显出鲁迅自己的这种特色，而那作品在鲁迅自己的作品里面也就要显得比较逊色了。这是只要拿他的《呐喊》中的主要的作品和他的《彷徨》中的作品，加以比较，就能够显然判明的。”从这样的认定出发，冯雪峰对阿Q典型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阿Q这典型，从一方面说，与其说是一个人物的典型化，那就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
阿Q这形象，作为一个流浪的雇农来看，固然也是非常性格化的，非常活生生的，然而阿Q并不完全是中国雇农的典型或流浪的雇农的典型。一个简单的证明，就是阿Q这形象的主要的特征，对于一切的阿Q主义者，一切“精神胜利法”者，一切自欺欺人者，都是非常性格化的，非常活生生的，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阶级。
阿Q，主要的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也就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
这就是著名的“思想性典型说”与“精神寄植说”。观点一提出，立即遭到驳难，冯雪峰本人也感到这篇文章“论得太空泛，并且有的在解释上是错误的，所以在《论文集》再版时就抽掉了”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冯雪峰作为深知鲁迅思想、创作内情的卓越的文艺理论家，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谬论”呢？以后，这个“谬论”一直牵动着鲁迅研究家们的神经，对此争论不休，褒贬不一。直到今天，阿Q的典型性问题，作为鲁迅研究界以至文学理论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仍然令研究者感到困惑，吸引后来者满怀不可扼制的理论兴趣，继续以冯雪峰的“思想性典型说”与“精神寄植说”为借鉴，进一步探讨这个学术难题。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确是人类科学的社会学思想的结晶。40年代的阿Q典型研究史证明，如果正确地运用阶级论分析《阿Q正传》，是有益于理解阿Q的阶级实质，把阿Q所代表的阶层的特殊意义挖掘出来的。然而，倘若把阶级论绝对化、庸俗化，陷入庸俗社会学的迷途，就会使阿Q典型研究走进死胡同。
随着对冯雪峰“精神寄植说”的简单化批判，50年代初的阿Q典型研究就出现了庸俗化的错误倾向。当时，《用土改医治阿Q》《结束了阿Q的时代》《武训与阿Q》之类题目的文章反复出现在报刊上，牵强附会地使阿Q与现实挂起钩来，以为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翻身，阿Q就不存在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之类的精神现象也一去不复返了。
这种倾向在学术界的突出表现之一，是纷纷给阿Q划定阶级成分，而忽视甚至反对研究阿Q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问题，以至于一些有相当素养的学者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
在这种氛围下出现的文章主要有：许杰的《阿Q新论》
。该文主要结合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的新变化，分析了阿Q的性格，认为阿Q是二流子的典型。这当然也不失为一家之言，然而沿着这样的思路研究下去，似乎有碍于理解《阿Q正传》的创作主旨与阿Q精神胜利法的实质意义。
蔡仪的《阿Q是一个农民的典型吗？》
。该文的主要观点是：“阿Q是一个农民”，阿Q精神是一种“农民的精神”，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农民的个体的生产与生活的方式，产生着“精神胜利法”；阿Q精神不是完全消极的、畏缩的，毫无积极反抗的意义，这“自然是一种反抗，不过是一种虚伪的精神反抗，不是一种实际的行动的反抗”。蔡仪的论文比其他人的文章更有理论深度，承认在封建社会里，农民的个体的生产与生活的方式，产生着“精神胜利法”，比不承认农民自身产生“精神胜利法”的观点自然要中肯得多，然而把阿Q精神局限为一种“农民的精神”还是很不够的。
李桑牧的《〈阿Q正传〉的伟大意义》
。该文认为，《阿Q正传》的伟大意义在于：“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对立，中国人民的奴隶生活”；阿Q是“一个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观念和奴才思想所钳制的农民的典型”。“精神胜利法和奴才思想，不但在满清统治者，满、汉地主阶级，豪绅，当权显贵，帮闲的文人学士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且，也因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奴役，农民和别的被压迫者也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这种精神毒素。造成他们觉醒的障碍。”反映阶级对立，自然应该算是《阿Q正传》伟大意义的一个方面，但是倘若将全部意义局限于此，就未免缩小了这篇名著的价值。而且把精神胜利法仅仅说成是统治阶级身上的表现，农民不过受感染而已，也就不可能理解精神胜利法的产生根源。
张泗洋的《论〈阿Q正传〉》
。该文相当全面地论述了阿Q的形象、封建主义与阿Q性格、小说中人民群众的形象、小说中的地主阶级、小说中的辛亥革命、《阿Q正传》反映出来的作者的思想高度、《阿Q正传》的艺术特点、《阿Q正传》的意义这八个问题。关于阿Q，该文认为：“阿Q是旧中国的农民的一种典型。阿Q性格的基本特征是精神胜利法。造成阿Q这种典型性格的，是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的一定的社会条件；它概括了民族的、阶级的、人物的性格。”关于精神胜利法的来源，该文认为是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性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被歪曲了的表现，另一来源是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
承认阿Q概括了民族的、阶级的、人物的这三个层次的性格，比仅承认阶级的性格这一层次要圆满得多；精神胜利法的来源，增加一个“被歪曲了的表现”，比仅承认受感染也要全面一些。但是，仍然未能切入《阿Q正传》的主旨与精神胜利法的产生根源。
为了回避阿Q是个农民却又持有消极的阿Q精神这一矛盾，一些研究者开始寻找各种理由排除阿Q的农民身份。冯文炳在《〈阿Q正传〉》
一文中，提出《阿Q正传》主要是讽刺士人，即作者的本阶级；未庄就是绍兴城，不是农村；阿Q也不是农民，而是城街流浪人。陈秋帆则在《我对〈阿Q正传〉的看法》
一文中，提出阿Q是个没落人物的典型，主要根据是阿Q说过“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并认为鲁迅对阿Q采取的是讽刺批判的态度，阿Q精神代表着一部分没落人物的意识。
与这种认为阿Q是没落阶级典型人物的观点相反，有的研究者从另一个极端出发，认为阿Q是农村无产者的革命典型，其中的代表作是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该书1953年2月由上海泥土社出版，主要观点是：（一）不同意把鲁迅的一生截为两段——“前期”是进化论的、“后期”是阶级论的观点，认为从这一观点出发，《阿Q正传》便也是有着大“缺点”——对于人民大众的力量怀有“某种程度的悲观和怀疑”的作品了。该书认为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人民精神奴役创伤的暴露，不能看作对人民革命必有所“悲观和怀疑”，而是鲁迅实践了战斗的唯物主义。（二）《阿Q正传》反映了辛亥革命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心理状态，有着重大的内涵：它不是什么“暴露文学”，不是光在那儿消极地“反映出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而是比这个深广得多，是在积极地号召革命并指出革命的方向——向赵秀才和假洋鬼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们进行革命。（三）认为冯雪峰关于阿Q是“思想性典型”的论断是观念论的机械论，“精神寄植说”是典型的观念论。该书认为阿Q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农村无产者的人物典型，鲁迅大力和严正地鞭打着阿Q主义；他的鞭打，是沉重地落在广大规模的吃人的旧社会上面的。但这只是一面，另一面，并且是更主要的，鲁迅真实地表现了阿Q——农村无产者的革命性。（四）“虽然阿Q和阿Q们按照性格的发展已经成长和还在成长为新的人物，但被阿Q主义所集中起来的这种旧社会的统治的意识形态，今天仍然在精神领域中残留着它的蠕动的，甚至蠢动的地盘。得意地肯定阿Q主义现在是‘真正’‘完全过去了’的这种提法，便正是脱离现实、脱离实际的阿Q主义的精粹——精神胜利法依旧在爬动着的一个例证。”（五）鲁迅的《阿Q正传》（以及其他作品），高度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胜利。鲁迅创造阿Q这个浮浪的、农村无产者的典型，是由于他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革命人道主义的生活态度，而凭这来扩深自己的对于现实人民生活内容的掘发，发现了农民阿Q的要争、能争而且在争的内在的面貌，深刻地显现了承前启后的、辛亥革命当时的历史内容。
耿庸的这本书，无论是对鲁迅创作思想的评价，还是对阿Q典型性的判断，都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他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的那段名言，对鲁迅创作《阿Q正传》时期，即五四前后的思想进行了简单化的拔高，断言这时“鲁迅先生的精神，就是以‘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一社会思想为基本的内容的”，否定了鲁迅前后期的思想发展，进而又把阿Q拔高成“农村无产者的革命性”的典型，这样就完全违背了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与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实际状况。但是认为“被阿Q主义所集中起来的这种旧社会的统治的意识形态，今天仍然在精神领域中残留着它的蠕动的，甚至蠢动的地盘。得意地肯定阿Q主义现在是‘真正’‘完全过去了’的这种提法，便正是脱离现实、脱离实际的阿Q主义的精粹——精神胜利法依旧在爬动着的一个例证”却是很有见地的。
这说明无论是“拔高”，还是“缩小”，都是违背作家的创作主旨与作品的实际状况的，都只能把作家、作品研究引向误区。但是看到精神胜利法仍然存在，又是正确的。
耿庸的观点受到学术界的批驳。陈安湖在《从一篇〈真理报〉的专论谈到〈《阿Q正传》研究〉》
中指出：“耿庸在他的《研究》里，显然力图粉饰现实，把鲁迅看做自始至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抹煞了鲁迅发展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看不见鲁迅前后期活动的质的差异。”沈仁康在《驳〈《阿Q正传》研究〉的一些错误观点》
中指出：“从《〈阿Q正传〉研究》中看，耿庸是不懂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真正意义的。他那种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的态度和口气实在令人不满。他口口声声谩骂别人是‘主观主义’‘机械论者’……诸如此类的名词满纸皆是。耿庸俨然自以为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鲁迅有真知者。实在呢，他提出的这些‘帽子’对他自己说来，倒是最合适不过的。”陈、沈二文对耿书的批评是及时的。但是，对耿书关于精神胜利法仍然存在的正确观点，也统统否定，就有失公允了。
总之，从50年代初期开始，阿Q典型研究出现了一系列错误倾向。先是把阿Q与土改现实、农民翻身牵强附会地联系起来，后来又纷纷给阿Q规定阶级成分，有的把阿Q定为农民，有的又定为农民之外的“流浪人”“没落人物”，有的则拔高为“农村无产者”，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背离了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与阿Q精神胜利法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