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的深化

40年代的阿Q典型研究进一步深化，其特点是一方面对阿Q所反映的精神现象做出更为深邃的探索，一方面运用阶级论对阿Q所处的阶级地位与社会环境进行更加具体的分析，并且开辟了一些心理学的新视角。

40年代一开始，许多重要的现代文学作家就对阿Q典型研究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写出了以下论文：

周立波的《谈阿Q》 。该文认为：阿Q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丑陋和苦难所构成的一种奇特（Grotesque）的精神现象的拟人化”。鲁迅“用了他的进化思想和民主的启蒙主义制成这付听诊器，他精心的诊察了衰弱的农民古国精神上的大毛病，把这些毛病凝结在一个人的身上，显露给人们，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在新文学的领域，就出现了一位不朽的人物。他有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性格。他使人厌恶，也使人同情。他最好笑的，又是可哀的”。周立波的观点与冯雪峰后来提出的“精神寄植说”是相通的，是在阿Q典型研究史上首次使用“精神现象”这一概念。尽管论证有欠周密之处，但是与以前的文章相比是前进了一步。

艾芜的《论阿Q》 。该文以明晰的条理、简明的语言分析了以下五个问题：（一）作者怎样怀孕起阿Q这个人的：艾芜认为以精神胜利这一特点见称于世的阿Q，无疑是受孕于当时的国民精神了，即使被帝国主义打败，也以封建文明自夸的国民精神。（二）阿Q是国民精神病状的综合吗：阿Q是综合中国国民精神方面的毛病写成的，而其中最大的毛病，则是精神胜利这一点。（三）阿Q有没有成为世界典型人物的可能：这有可能。当时阿Q还年轻得很，同外国人混熟，必得需要一段时间的。（四）为什么要把精神胜利的特征弄在阿Q的身上：因为精神胜利这种毛病，弄在阿Q这种被压迫的卑微人物身上，两相对照，则更衬托得分明，非常醒眼。（五）作者怎样使阿Q变成活人的：第一，必须将精神胜利这一特征，通过卑微人物应有的生活，具体地表现出来；第二，单在阿Q身上，表现出精神胜利这一点，是不够的，应该加上许多次要的特征，使其性格复杂化。

张天翼的《论〈阿Q正传〉》 。该文整篇来看比较拉杂，但是也包含闪光的见解，关于阿Q的典型性问题，张天翼做了这样的论述：“我们所说的‘阿Q性’，这是一种抽象的说法。这是从现实中无数不完全的阿Q们身上取出来的一般性，而成功这个典型的‘阿Q性’”，“赋予阿Q灵魂以血肉，赋予阿Q性以具体形式，这就是艺术的形象性”。“所表现的阿Q的灵魂，则有一般性，甚至世界性；只要或多或少的造成阿Q灵魂的那些条件的时间内，就会有这些或多或少带阿Q性的人物在”。

看来，周立波、艾芜、张天翼等现代作家的观点，往前追溯，与周作人的“提炼精粹，凝为个体”说相一致；向后归理，则与冯雪峰的“精神寄植说”相联通，属于同一大类。

然而，这一类观点早在40年代之初就已受到驳难。闻歌的《杂论阿Q》 就是最早的发难之文。该文表示不同意把阿Q看作“代表世界性的一般民族弱点”的典型，也不同意视其为“中国民族劣根性的象征人物”和“旧中国的典型人物的代表”，而认为阿Q的典型，绝不会像上面的笼统，应指出他是一个农民，又并非纯粹的农民，他的气质中有大量的非农民性成分渗透着。

闻歌的文章虽然发了第一难，但是毕竟太简略了，也没有点透阶级性的问题。直接点透这一问题的是巴人。他在《论鲁迅的杂文》一书后记中谈到了阿Q的典型性问题，指出：“一般人把阿Q这一典型，说是辛亥革命前后农民或农村浮浪汉的一种典型。但也有人很不同意，说是中国民族性的典型。因为非农民如我们者，正也有点阿Q相。我在论鲁迅先生的创作方法里显然是采取后者立说。但在我写《文学读本》的时候，我把意见改变了。因为从典型这一侧面说，不可忽略的是阶级性的特征。典型，该是阶级性（普遍的）之个性的表现。阿Q是中国辛亥革命前后落后农村浮浪汉的典型，这话是对的；然而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化的中国，中国民族是被压迫的民族，中国的各阶级成员，共受了这帝国主义的压迫；歪曲了的民族意识，也一同反映在阿Q这一典型；于是阿Q这一典型性，也就更扩大，更普遍了，使我们阿Q之间，也有了这一份‘共相’，而把它当作民族的典型看了。但典型的本质，是阶级的，不是民族的；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实际是阶级的英雄，不过在他握有这一民族的命运的时候，他成为民族英雄了。希特勒不过是德国反动金融资产阶级的典型，而列宁、斯大林则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典型。但在抹杀阶级观点的民族主义者，却一律把他们当作民族英雄来看了，然而，是错的。典型的超阶级论者，那不过是一种幻觉的追求者，将阶级的升华理论代替了阶级的决定论和阶级的‘奥伏赫变’。我想是不对的。那么，阿Q这一典型，似乎应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农村社会里的雇农或浮浪汉的典型，比较妥当一点吧。” 从巴人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关于阿Q典型的超阶级性与阶级性的论争，早在40年代初期已明朗化了。巴人对典型的阶级性特征的分析有其道理，有利于深化对阿Q阶级地位与社会处境的具体认识。不过，“典型，该是阶级性（普遍的）之个性的表现”这一理论依据却是不妥的，可能会导致“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错误认识，阻碍阿Q典型研究的顺利进展。

对阿Q典型阶级特征问题分析得比较科学的，还是当时已显出功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邵荃麟。他在《也谈阿Q》 中对艾芜关于阿Q是国民精神病状的综合这一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我们常常说的阿Q相或阿Q主义，也并不限于指阿Q所代表的那个阶层的人，但是我们如果不把阿Q这个典型人物所代表的阶层的特征，阿Q和阿Q所代表的阶层对整个社会的矛盾关系，以及阿Q主义对阿Q这个阶层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挖掘出来，则很容易会把阿Q单纯地看作代表中国国民的一种典型，而把典型的阶层本质忽略了。这样就会和另一种对典型的误解——说典型是代表国民性的误解，混淆起来”。阿Q主义这一特征对于阿Q这一阶层的特殊意义在于：“阿Q以及阿Q同样的人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了。他们并不能压迫人，他们的精神胜利法只是一种可怜的愚昧的自欺自慰，除了自害以外，并不能害人，对于他们，阿Q主义固然也是奴隶的失败主义，然而这失败主义的另一面，却是说明奴隶是在反叛着，阿Q主义是奴隶失败史的血的结晶；阿Q的历史是中国底层的愚昧无知的人民被压迫的一幅史图。看了这幅史图，是教人愤怒的，战栗的，同情的。”“这就是阿Q这个典型所包含的本质的特征，这是和其他社会阶层不能共通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从典型创造的根本法则上去解释阿Q，也只有把握这种本质的特征，作者才能把整个历史的时代与民族的病况强烈地展开在我们的眼前。”邵荃麟这种分析的特点是：既不否认阿Q主义超阶级的普遍意义，又把阿Q这个典型人物所代表的阶层的特殊意义挖掘出来，从各个不同层面上去系统、全面地认识阿Q的典型性。这样，自然会推动阿Q典型研究的深化。

的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观点，是人类科学思想的结晶，只要正确地而不是庸俗地加以运用，就必定会促进阿Q典型研究的发展。40年代出现了一些对阿Q典型性进行社会分析的论文，丰富和充实了人们对阿Q及其所处环境的认识，值得特别注意的有以下两篇：

蒋星煜的《论阿Q周围的人物》 。该文认为“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并不是片面的，并不是与社会全然不相干的，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环境才是形成性格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该文的写作目的是“希望读者们能从侧面去更深度地理解阿Q”，于是具体论述了赵太爷、假洋鬼子和吴妈，认为这“三个人物，再加上阿Q自己，已经粗线地浮现出封建社会的轮廓画。概括地说阿Q周围的人物就没有一个是健全的性格”。研究阿Q周围的人物，分析和考察他周围的社会环境，不失为阿Q典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的确能够帮助读者“从侧面去更深度地理解阿 Q”。

简赞雍的《阿Q社会之分析》 。该文试图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阿Q所处的社会环境，证明阿Q社会是旧式的农业社会，在阿Q社会里，土劣之势是厉害的，求食之道是艰辛的，底层人民必然常常感受到生活的胁迫。阿Q这类被压在最底层的人，只能在性的饥饿中以望梅止渴的办法，暂时求得心中的好受。最后该文指出：“为什么在旧式的农业社会，有这样的精神胜利法？主要的原因，由于生产技术的简单，既不能以实际的物质胜人，只得以空虚的精神安慰自己了。次要的原因，由于一般农民心性的软弱——既缺少合作组织的力量，又缺少真正革命的意识，那末，在穷苦难过之时，只有用这些方法，找到心理上的出路。”“中国数千年来的困惑在此，中国现仍不能大大的长进亦在此。”简赞雍对阿Q所处社会环境与精神胜利法产生的社会原因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认为只有旧式的农业社会才能产生精神胜利法，其他社会不能产生，就失之狭隘了。除了社会的具体因素，还须从“人类的普通弱点”方面寻究根源。

周莉冰的《〈阿Q正传〉的社会思想》 。该文分析了阿Q出生的社会背景，认为：“有人说《阿Q正传》是辛亥革命真实的图画，是20余年前鲁迅先生寂寞的心境中写出的那时代的弱点和真实，是有其理由的。”又分析了阿Q的思想及其性格，并着重分析了从《阿Q正传》反映出来的中国社会，指出：“《阿Q正传》里的未庄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而未庄的一群‘鸟男女’，也正是古国人民的一幅图画，在鲁迅先生的笔尖下，他已经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内幕和社会思想上的错觉全暴露出来了！”指出“《阿Q正传》里的未庄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鲁迅“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内幕和社会思想上的错觉全暴露出来”，是周莉冰对阿Q典型研究所做出的两点重要贡献。特别是“社会思想上的错觉”一点更具有启示意义，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的确不是某个人出现了心理上和思想上的错觉，而是整个社会在某些方面形成了群体性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想的错觉。这种错觉是怎样形成的？形成的社会原因与精神机制是什么？值得后来的研究者认真思考。

40年代阿Q典型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阿Q典型形象所反映的中国社会和社会心理。

从邵荃麟、蒋星煜、简赞雍、周莉冰等人的论文可以看出，这种社会分析是有意义的、必要的，推动了阿Q典型研究的深入发展。

40年代的阿Q典型研究还出现了另外一些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林汉达的《阿Q的胜利——心理卫生》 。该文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角度——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和心理学的角度分析阿Q的精神胜利法，他认为“阿Q的心理是变态心理，阿Q的人格是病态人格”，经过剖析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小说中的阿Q，或许是虚构的，或许实有其人，可说是一个最具体的变态心理的典型人物，凡精神分析学家所解释的种种‘顺应机构’几乎都全备了，例如‘合理化’‘投射’‘退转’‘补偿’‘梦想’等。阿Q备受环境的压迫和内心的冲突，而仍未变为疯子，全赖那些‘顺应机构’。可是在另一方面，正因他只知不健全的‘顺应机构’，不知心理卫生，他便成了一个有变态人格的弱者。我们研究心理卫生，以阿Q为借镜是极适当的。”从心理卫生的角度研究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确别开生面，在打开阿Q深层心理奥秘的同时，使人们得出借镜。然而数十年来，竟少有继续掘进的论文，令人感到欠憾。由此可见，寻找前人曾经开拓过、至今仍有意义的新视角，继续进行深掘，当是学术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侯外庐的《阿Q的年代问题》 。该文认为《阿Q正传》是“拆散的时代”的反映。所谓“拆散的时代”，就是托尔斯泰所说的农民群众在东方制度崩溃中走上独立活动的历史舞台，又不知有什么社会力量能够安排新制度、避免无数灾祸的时代。鲁迅无畏地提出了这个时代的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忠实地表现了这个时代“群众”看不见新制度的疑问。该文指出：“阿Q在农民失去独立活动的历史以后，可以说在前景上死去了，然而在旧时代的挣扎中，阿Q并没有死去。仍然是一块活的顽石。所以，近来刊物中直接的说‘阿Q时代过去了’的提法，确是不正确的。”作为著名思想史家，侯外庐对《阿Q正传》表示了这样的关注，充分说明这篇名著影响之深广。侯文提出的阿Q年代问题是值得思考的，对阿Q所处历史时代的深入分析，有益于阿Q典型研究的深化，使这项研究被赋予强烈、厚重的历史感。尤其是对“阿Q时代过去了”提法的否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后来的研究家们有必要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前进，对阿Q的历史时代做更为深厚的分析。

荷影的《关于“董·吉诃德”和“阿Q”——并介绍〈解放了的堂吉诃德〉》 。这篇文章虽然简短，却是最早的一篇阿Q与堂吉诃德比较论，对于认识这两个典型形象的共同性质具有重要启示。

徐懋庸的《释鲁迅小说〈阿Q正传〉》 。徐懋庸对《阿Q正传》做了详细的注释，并谈了一些独特的新观点。例如解释第二章《优胜记略》的精神胜利法时指出：“本章各节所暴露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所产生的思想方法，其实质，就是封建压迫下所养成的逃避现实的心理。”指出精神胜利法属于一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和逃避现实的心理，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沿着这一思路开拓下去，能够掘出精神胜利法的哲学根源——逃避物质实境，退缩到精神幻觉中去。

魏金枝的《论阿Q和中国的农民》 。该文认为：“虽然在阿Q的性格上，我们可以观照出大多数中国人的面目，可是阿Q这个性格所代表的中国人，其主要的当然还是中国的农民，而不是农民以外的土豪劣绅。更不是作为帝国主义者助手的军阀买办。而是中国人被压榨得最残酷的农民。”又指出：“即使认为觉醒了的农民，已经脱尽了阿Q的皮骨，那也还是言之过早的。因为这些附着在农民身上的恶魔，正有着长长的几千年的历史，而他所渗入的范围，也并不止于农民自己本身”；“鲁迅先生在这位代表中国农民的阿Q身上，无情地指出了可以迫使他们旋踵即败的根源”。“倘使阿Q真的已经死尽，则一切叮着阿Q吮吸膏血的附着物，他们是断难照样生存多久的，而那些和阿Q有着血缘关系的附着物，也断不能立刻脱去了失败的奴隶主义的本质的。”魏金枝这篇论文，可以说是自从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发表近二十年之后，出现的第一篇真正有理论说服力的反驳文章。钱文发表之后三个多月，即1928年6月21日，《语丝》第4卷第24期也发表过一篇反驳文章——青见的《阿Q时代没有死》，说什么“南方农民程度比北方高”，所以钱杏邨说阿Q时代已经死去的观点在南方是对的，在北方为时尚早。这种说法表面像是在反驳钱文，实质上依靠的理论根据却是与钱文一样的。这就是认为：阿Q精神在觉醒农民身上已不复存在了，农民只要一起来革命就脱尽了阿Q的皮骨。这实在是浮浅的皮相之谈。而魏金枝驳倒了这种理论根据，指出阿Q精神“这些附着在农民身上的恶魔，正有着长长的几千年的历史，而他所渗入的范围，也并不止于农民自己本身”，正因为如此，即便阿Q真的已经死尽，阿Q时代也并未死去，“那些和阿Q有着血缘关系的附着物，也断不能立刻脱去了失败的奴隶主义的本质的”。魏金枝的观点显然比钱杏邨、青见深刻得多了！由此可见，仅仅把阿Q当作落后农民的典型，而不着重看到阿Q精神在人类中的普遍遗毒，就不可能懂得《阿Q正传》的精义。

40年代，鲁迅的亲友、深知《阿Q正传》创作内情的人，又在如下文章中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披露了一些新的资料。

许寿裳的《鲁迅与民族性研究》 。该文有这样一段关于阿Q典型意义的论述：“有名的《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鲁迅提炼了中国民族传统中的病态方面，创造出这个阿Q典型。阿Q的劣性，仿佛就代表国民性的若干面，俱足以使人反省。鲁迅对于阿Q的劣性如‘精神胜利法’等等，固然寄以憎恶，然而对于另外那些阿Q如赵太爷之流，则更加满怀敌意，毫不宽恕。他利用了阿Q以诅咒旧社会，利用了阿Q以衬托士大夫中的阿Q，而回头看一向被赵太爷之流残害榨取，以至赤贫如洗、无复人形的阿Q本身，反而起了同情。但是为整个民族的前途着想，要荡涤旧污，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从前只有两样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坟·灯下漫笔》），阿Q的劣性必须首先铲除净尽，所以非彻底革命不可。”许寿裳所说的“提炼了中国民族传统中的病态方面，创造出这个阿Q典型”的观点，与周作人的“提炼精粹，凝为个体”说是完全一致的。许寿裳与鲁迅是终生不渝的知交，从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期间共同讨论改造国民性问题，到后来鲁迅成为文学巨匠，都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的说法是充分可信，完全符合鲁迅本意的。

许广平的《〈阿Q正传〉插图·序言》 。该文结尾写道：“呜呼。阿Q！他至今还是一面无情的镜子，阿Q的时代没有死去。绘影绘声，从文字，从插图，我们可以清楚的找出一大堆的脸谱。我们如果对于现实不能舍弃，对于阿Q的一切还是值得研究。”许广平再次强调了自己过去的说法，更加证明这些说法符合鲁迅本意，甚至来源于鲁迅自己的述说。“一面无情的镜子”“找出一大堆的脸谱”之说，是阿Q典型研究的重要借鉴。

知堂（周作人）的《关于阿Q》 。该文详细追述了阿Q的生活原型阿桂的性格与情状，并说明了阿Q起名的缘由：“阿Q本来是阿桂拼音的缩写。照例拼音应该写桂作Kuei，那么当作阿K，但是作者因为Q字样子好玩，好像有一条小辫，所以定为阿Q，虽然声音稍有不对也不管了。”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就引起很大反响。1940年3月10日，天津《庸报》发表堂堂的《〈关于阿Q〉——周作人先生证明实有其人，因此可悟鲁迅写作的妙诀》，详细介绍了周作人文章的要点，认为该文明了阿Q人格的真实性，但是不同意周作人所说的鲁迅对于死罪犯人沿路唱戏、大家喝彩的事很感兴味的话，认为：“鲁迅对于这种事，决不是很感兴味，而是很感悲痛，所以借阿Q的事，用辛辣的笔调，把这种民族的恶根性描写出来，以促起一般社会的注意，这该是鲁迅的本意。”堂堂的意见是中肯的。追述阿Q的生活原型，有益于了解阿Q鲜活个性的形成原因，但是如果追究得过于琐碎、实细，则可能走向反面，违背了鲁迅的本意，因为鲁迅绝不是在平庸地纪实，而是超脱、高妙地通过现实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物——阿Q写出一种人类的普通弱点。 RFH0ooa5gBYquxgnE53XdJ1VuBRMb9hj81oE9kxMiZfd4PbhLMuTOejCYVkZ6bC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