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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家的创作主旨与作品的实际效应出发，是作家、作品研究的正确途径。20、30年代的阿Q典型研究主要是沿着这一正确途径向前进展的。
这一时期，在阿Q典型研究中占主流地位的，无疑是沈雁冰。
1923年10月8日，沈雁冰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读〈呐喊〉》一文，对阿Q的典型性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在接触灰色的人物的时候，或听得了他们的什么“故事”的时候，《阿Q正传》里的片段的图画，便浮现在脑前了。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但或者是由于𠿇减饰非的心理，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至少，在“色厉而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了人性普遍的弱点来了。
从发现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到指出“阿Q相”反映了“人性普遍的弱点”，是阿Q典型研究中的重要进展。虽然这一观点，曾经一再受到非难，却越来越得到人们的理解与认可。
1927年11月10日，沈雁冰以方璧名义在《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期发表了《鲁迅论》。这篇论文是20年代鲁迅研究成果的概括与总结，文中对阿Q典型性的研究也做了进一步的升华：
现代烦闷的青年，如果想在《呐喊》里找一点刺激（他们所需要的刺激），得一点慰安，求一条引他脱离“烦闷”的大路：那是十之九要失望的。因为《呐喊》所能给你的，不过是你平日所唾弃——像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唾弃一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
说不定，你还在这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在《彷徨》内亦复如此——虽然有几篇是例外。或者你一定不肯承认那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影子，那最好是读一读《阿Q正传》。这篇内的冷静宛妙的讽刺，或者会使人忘记了——忽略了篇中的精要的意义，而认为只有“滑稽”，但如你读到两遍以上，你总也要承认那中间有你的影子。你没有你的“精神胜利的法宝”么？你没有曾善于忘记受过的痛苦像阿Q么？你潦倒半世的深夜里有没有发生过“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的，阿Q式的自负？算了，不用多问了。总之，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阿Q虽然不会吃大菜。不会说洋话，也不知道欧罗巴，阿美利加，不知道……，然而会吃大菜，说洋话……的“乏”的“老中国的新儿女”，他们的精神上思想上不免是一个或半个阿Q罢了。不但现在如此，将来——我希望这将来不会太久——也还是如此。
沈雁冰的这段论述是异常重要的。其良苦用心在于提醒人们不要以为《阿Q正传》只有“滑稽”，而忘记了篇中的精要的意义——精神胜利法，忘记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开出反省的道路。精神胜利法实质是阿Q典型性中的精义，离开这个精义，就不可能读懂《阿Q正传》，不可能从中获得教益，也不可能使阿Q典型研究沿着正确的途径向前进展。
1933年3月1日，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作家的沈雁冰，又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署名玄的杂文《“阿Q相”》，再次强调“《阿Q正传》的精髓就在这种‘阿Q相’的有力的揭发”。与过去观点不同的是，着重指出“阿Q相”只代表“圣贤相”或“大人相”之流的中国民族劣根性，并不代表整个中国的民族性。
与沈雁冰等人相一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也强调了《阿Q正传》的创作真义。1939年7月25日，她在《现实》半月刊第1卷第1册发表署名景宋的《〈阿Q正传〉上演》一文中，除评论《阿Q正传》的两个剧本之外，关于阿Q的典型性问题也谈了一些富有启示的话：“阿Q不但是代表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同时也代表世界性的一般民族弱点，尤其农村或被压迫民族方面，这种典型很可以随时随地找得到。所以当《阿Q正传》被译成俄文而呈献于苏联读者之前，苏联的文化人就说：‘我们这里也有很多的阿Q。’”又说：“小D是阿Q的缩影，阿Q似的后一代。但是他胜了阿Q，他的战斗功绩，虽然没有写出来，可是已经对阿Q露一些端绪了。鲁迅先生特意留下这一伏线，据他自己说：‘《阿Q正传》还可以续写，就是从小D身上发展，但是他不像阿Q。’关于这，他似乎说了不止一次，如果写起来作为被压迫者抬头典型的小D，一定对我们现实生活和指示很有意义，可惜他一直没有动手写。这原因，是不是现实社会还没有产生足以表现这一典型的丰富的材料，致使现实主义的他，没有引起动笔的兴致呢？还是另外的实生活确不容许他假托小说来描写呢？总之，阿Q里面，确是对国民性弱点或民族病作有力的暴露与打击的。尤其阿Q本身，也是中国民族劣根性的象征人物，他自负，夸大，用精神胜利来自欺自慰，以及战略的缺乏，对‘气力小的便打’，吃亏上当，便‘改为怒目而视’，或自认是‘虫豸’，这种畏强凌弱，自与一般士大夫和一切人们的脾气相像，所不同的是阿Q有乐观，以前不是这样，儿子的时候也不是这样，所以他有勇气，有新的精神，有求得解放的希望。”作为另外一位重要知情人，许广平反复强调《阿Q正传》的创作主旨“确是对国民性弱点或民族病作有力的暴露与打击的”，突出说明“阿Q不但是代表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同时也代表世界性的一般民族弱点”，对于理解与确
认阿Q典型性中的精义——精神胜利法有重要的意义。不过，我不同意她关于小D的说法。鲁迅可能有过从小D续写《阿Q正传》的想法，但终于没有写，除了环境和时间不允许之外，主要在于鲁迅的主旨是揭露普遍的精神弱点，不旨在写“作为被压迫者抬头典型的小D”。《阿Q正传》根本也没有续写的必要，描摹精神胜利法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了。鲁迅在世时曾经跟人说过：他写阿金，就是在写阿Q。
《阿金》是揭露都市娘姨的劣根性。阿金有与阿Q类似的奴性，但是属于写实性的杂文，并不是《阿Q正传》的续写。
一说到《阿Q正传》改编剧本的问题，就不能不重温鲁迅生前的意见。鲁迅本人是反对改编的。他早在1930年10月13日在致王乔南的信中就说过：“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鲁迅去世后，上演过一些改编成话剧的《阿Q正传》，编者在里面加了许多噱头逗人发笑，结果真的“只剩了滑稽”，歪曲了鲁迅的原意。1981年5月，我到扬州参加鲁迅诞辰百年纪念大会筹备会，途中要经过南京，当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沙汀同志请林非先生委托我到南京代他看望一下陈白尘先生。当我到达南京大学中文系办公室说明来意时，办公室人员说陈白尘先生有话：他很忙，不许人来访。我说那就只打电话问候一下吧，办公室人员勉强同意了。我接通电话后，陈白尘先生一听是代沙汀同志来看他，马上激动地说：快来！快来！我立刻放下电话跑出去。搞得办公室人员很奇怪。我打的到了陈白尘先生家，见到雷恪生等中央实验话剧院准备演《阿Q正传》的众多演员也在。代沙汀同志问过好后，就一块儿谈起来。陈白尘先生说：一位女大学生看了他改编的剧本后，说他是照抄鲁迅，没有自己的东西，怎么能称为编剧呢？我说，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才明白完全按照鲁迅本来的文本编，不加进自己的东西，才是最好最正确的编法。事实证明陈白尘先生说得非常对。他编的电影《阿Q正传》和主演阿Q的严顺开是几十年来最好最恰当的《阿Q正传》编剧和演员。
30年代出现的比较重要的阿Q典型研究论文还有：
陈夷夫的《谈阿Q型人物》
。该文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往往把人类的，或者属于一个阶级的，一个社会层的普遍性格，归纳在一个人物身上，而创造出一个典型人物。例如，哈姆雷特、吉诃德先生、浮士德、阿勃洛摩夫
、乞乞科夫、贾宝玉、林黛玉，以及阿Q等，都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一提到阿Q，我们就要联想到一个自命不凡的，贪小便宜，而好在人前夸嘴的人。即使吃了亏——事实上他是每次都要吃亏的——也要心造幻影，替对方想出最坏的方面，于是便博得精神上的胜利了。并且他还是一个自以为聪明得计，往往为一点小小的虚荣，便会忘形的人物！鲁迅先生把人类这种性格归纳在阿Q身上，创造了这样伟大的一个典型人物。因此，我们在各社会层都可看到这种人物，至少有许多类似阿Q那类人物，虽然没有阿Q那样完全，一见鲜明。据说在中国类似阿Q那类人物，要比一切文明国家多！并且在我们自己身上去考察，也可见到这种性格的人物，称为阿Q型人物！”陈夷夫的这篇文章虽然简短，过去也很少有研究者提及，但是在阿Q典型研究史上却有意义。其意义在于：第一，首次把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哈姆雷特、吉诃德先生、浮士德、阿勃洛摩夫、乞乞科夫等著名人物并列为同一类型的艺术典型，这对于开拓阿Q典型研究的视野、加深典型性质的探索具有重要启悟。第二，指出阿Q是通过“心造幻影”博得精神上的胜利的，对于开掘精神胜利法的精神契机很有启迪。第三，对阿Q这类典型人物的创造过程进行了初步探讨，不过，所谓“把人类这种性格归纳在阿Q身上”的典型归纳法却显得过于生硬简单了，可能会走上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歧途。但是，这篇文章仍不失为阿Q典型研究学术史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确认这种环节，不能以文章的长短、作者的地位为依据，而应以是否为学术发展提供了新观点、新思路、新资料，做出了新贡献为唯一标准。
苏雪林的《〈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
。这篇论文是30年代出现的一篇具有相当分量和深度的《阿Q正传》研究成果。该文认为：“自新文学发生以来，像《阿Q正传》魔力之大的，还找不出第二例子呢。”《阿Q正传》之所以这样打动人心、这样倾倒一世的缘故是影射中国民族普遍的劣根性，包蕴着一种严肃的意义。苏雪林概括了卑怯、精神胜利法、善于投机、夸大狂与自尊癖性等中国民族劣根性的主要特点。在阿Q典型研究史上，这种概括还属首次。不过，苏雪林也留下了弊端——把精神胜利法与其他阿Q的性格特征并列了。实质上，精神胜利法属于阿Q的精神“枢纽”与思维方式，是派生卑怯、夸大狂与自尊癖性等性格特征的精神机制，是高于性格，不能与性格特征并列的。以后数十年的阿Q典型研究中，有许多研究论文都沿袭了这个弊端。苏雪林还拿阿Q与英国梅台斯（G. Merevith，今译梅瑞狄斯）的《自私者》（今译《利己主义者》）中的主人公威罗比先生（Sir Willoughby Pattern，今译威洛比）、俄国龚察洛夫（J. Gantcherou，今译冈察洛夫）的阿蒲洛摩夫（即奥勃洛摩夫）相比较，认为读者每疑阿Q就是指自己，如同俄国“读者都觉得自己血管里有着‘阿蒲洛摩夫’气质的存在”，是这种文学典型代表了某个民族的气质。这对于拓展阿Q典型研究中的世界文学视野是有促进作用的。苏雪林还指出：“但善做小说的人既赋作品有人以‘典型性’（Typical Trait），同时也必赋之以‘个性’（Individual Trait），否则那人物便会流为一种公式主义，像中国旧剧里的脸谱一样。”鲁迅在创造阿Q这一典型中，是怎样既赋阿Q以“典型性”（即普遍性），又赋之以“个性”的？是怎样与公式主义、脸谱化划清界限的？这的确是阿Q典型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20、30年代的阿Q典型研究史已经证明：从鲁迅的创作主旨与《阿Q正传》的实际效应出发，紧紧抓住阿Q典型性中的精义——精神胜利法进行开掘和拓展，会逐步理解这篇不朽名作的精髓，促使研究工作沿着正确的途径向前进展。反之，就不仅不可能推动研究，而且不可能读懂作品。例如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
，虽然是出自名家之手的著名论文，与当时创造社、太阳社的其他论文相比，是颇有理论分量的，然而由于把阿Q的思想理解得过于狭隘，认为只代表了“在辛亥革命初期的农村里一部分人物的思想”，只把阿Q当成辛亥革命初期落后农民的典型，因而就必然得出了“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的浮浅结论。可见深刻理解阿Q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与长久的反警作用，该是多么重要啊！
20、30年代阿Q典型研究史上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这就是胡风与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
这场论争是由胡风的《什么是“典型”和“类型”？》
一文引起的。胡风在该文中提出，典型主要包含下面几种意义——普遍的和特殊的这两个看起来好像是互相矛盾的概念；从一个特定社会群里的各个个体里面抽出共同特征来。从现象里面剔去偶然的东西，把社会性的必然的特征熔铸在他的人物里面；艺术的概括，都是有一定条件即历史的界限的，一个文学上的典型同时一定是个人所由来的社会的相互关系之反映，“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真理，是屹立在艺术创造的工作里面的；社会生活是发展的，人也是发展的，新的性格不断地产生，旧的性格不断地灭亡。胡风试图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来解释典型人物的内涵，不失为理解阿Q典型意义的恰当思路，值得后来的研究者作为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子继续思考下去。然而，他对典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理解却欠精当。他说：“所谓普遍的，是对于那人物所属的社会群里的各个个体而说的；所谓特殊的，是对于别的社会群或别的社会群里的各个个体而说的。就辛亥前后以及现在的少数落后地方的农民说，阿Q这个人物底性格是普遍的；对于商人群地主群工人群或各个商人各个地主各个工人以及现在的不同的社会关系里的农民而说，那他底性格是特殊的了。”胡风的这段论述，显然是不妥的，不仅模糊了阿Q的特殊性，把人物性格的特殊性与某一阶层或群落的特点画了等号，而且也没有理解阿Q精神的普遍性。
针对胡风的观点，周扬在《现实主义试论》
中提出了反驳：
阿Q的性格就辛亥前后以及现在落后的农民而言是普遍的，但是他的特殊却不在对于他所代表的农民以外的人群而言，而是就在他所代表的农民中，他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有他自己独特的经历，独特的生活样式，自己特殊的心理的容貌，习惯，姿态，语调等，一句话，阿Q真是一个阿Q，即所谓“This one”了。如果阿Q的性格单单不同于商人或地主，那么他就不会以这么活跃生动的姿态而深印在人们的脑里吧。因为即使在一个最拙劣的艺术家的笔下，农民也总不至于被描写成和商人或地主相同的。典型不是模特儿的摹绘，不是空想的影子，而是作者用丰富的想象力把实际上已经存在或正在萌芽的某一社会群共同的性格，综合，夸大。给予最具体真实的表现的东西。
周扬关于阿Q性格特殊性的分析，比胡风合理得多，指导思想是恩格斯在1885年12月26日《致敏·考茨基》信中引用的黑格尔所谓“这一个”中包含的辩证法观点，这在我国典型学说史上还是第一次结合文学实际进行具体运用。
胡风对周扬的观点仍然表示异议，认为：典型既具有某一社会群共有的特性，就绝不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假如有，那就会成为一个神话里的角色，绝不会成为典型了。周扬接着在《典型与个性》
中，进一步阐明了为什么在典型人物身上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作为文艺表现之对象的人原就是非常复杂的包含了矛盾的东西。在“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意义之下，人总是群体的人，各个人具有群体的共同性，但是在同一个群体的界限里面，各个人对于现实的各方面有各种各样的接近和体验，因此虽同是群体的利害的表现者，但是各个人的性格却是沿着不同的独特的方向而发展的。正如高尔基所说，有的人是饶舌的，有的人是寡言的，有的人是非常执拗而又自负，有的人却是腼腆而无自信的。这种个人的多样性并不和社会的共同性相排斥，社会的共同性正通过各个个体而显现出来。一个典型应当同时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从来文学上的典型人物都是“描写得很生动，各具特色，各具不同的个性征候的人”。
在这场论争中，胡风提出的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来解释典型人物内涵这一思路，是值得借鉴的，而对阿Q性格特殊性的理解却欠当。周扬关于阿Q个性特征的分析十分中肯，欠憾的是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缺乏必要的注意。在阿Q典型研究中，如果不把阿Q主义当作一个复杂的精神现象进行深层次的考察，而仅仅当作“某一社会群共同的性格”进行表象的观照，就很可能误入“一个阶级或阶层一个典型”的误区。这是阿Q典型研究中所包含的思维方法与认识路线问题，是值得后来的研究者认真思考的。
胡风与周扬这场论争的理论背景也是值得注意的。当时，《致玛·哈克奈斯》和《致敏·考茨基》等马克思、恩格斯直接谈到文学典型问题的著名书信和论著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典型化的个性”“个性化的典型”“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术语和原则，开始成为理论界分析文学典型的重要依据，阿Q自然成为第一个最重要的分析对象。胡风与周扬的以上观点，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