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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自己的陈述，是理解作品主旨最可靠的根据。鲁迅自己是怎么陈述《阿Q正传》创作主旨的呢？不妨择其要点看看。
1925年5月，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说道：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 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 。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 精神上的 痛苦 。
要 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 ，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 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 人生 。
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那么，这一篇在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罢，这实在是使我觉得很有意味的。
毫无疑义，“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使读者从作者“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中，感到“我们的传统思想”给国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正是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主旨。
那么，这一主旨是通过怎样的人物加以表现的呢？是通过一位活生生的阿Q。鲁迅1934年11月曾在《寄〈戏〉周刊编者信》中描摹过阿Q在自己心目中多年的影像：
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
这个影像，与周作人所披露的阿Q的生活原型——“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贵”是相似的。
由此可见，鲁迅关于《阿Q正传》创作主旨的自述，与周作人、沈雁冰、冯雪峰等人的评说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