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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系统探讨阿Q的典型性问题，就首先必须理清阿Q典型研究的历史脉络。
自1921年12月4日起，《阿Q正传》在北京《晨报副刊》分章连载，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署名巴人。1922年1月2日，刚登到第四章时，一位名叫谭国棠的读者，就给《小说月报》编者写信说：“《晨报》上连登了四期的《阿Q正传》，作者一支笔真正锋芒得很，但是又似是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真实之感，则是《阿Q正传》也算不得完善了。”
当时主编《小说月报》并兼记者的沈雁冰，即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巨匠的茅盾，却以大评论家的慧眼，洞察到刚问世四章的《阿Q正传》的伟大价值，明确指出：
至于《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代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Oblomov了！
人们对事物的最初直感，往往会比以后由于种种压抑而被扭曲的认识包含更多的真实成分，何况是沈雁冰这样的文学天才呢！他这段对《阿Q正传》的最早评语，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后来百年间《阿Q正传》研究的主要方面，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阿Q正传》的真义！所谓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提法，其实与后来冯雪峰所说的阿Q是“一个集合体”“‘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而对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人物奥勃洛摩夫的联想，则启悟研究者发现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奥勃洛摩夫等著名人物属于同一性质的艺术典型。“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一语，正反映了这类艺术典型的普遍性特征。
《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完毕一个多月之后，直接了解鲁迅创作意图的周作人，以仲密的名义在《晨报副刊·自己的园地》专栏中发表了《〈阿Q正传〉》一文，着重透露了《阿Q正传》的主旨：
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
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里的主人公契契坷夫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寻到一个旅行着收买死农奴的契契坷夫，但在种种投机的买业中间可以见到契契坷夫的影子，如克鲁泡金所说。不过其间有这一点差别：契契坷夫是“一个不朽的万国的类型”，阿Q却是一个民族的类型。
他像神话里的“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各种意见，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
世界往往“事实奇于小说”，就是在我的灰色的故乡里，我也亲眼见到这一类角色的活模型，其中还有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贵，虽然他至今还是健在。
周作人的以上说法，的确非常符合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主旨。据周作人说，这篇文章“当时经过鲁迅自己看过，大抵得到他的承认的”。“文章本来也已收到文集
里，作为晨报社丛书发行了，但为避嫌计也在第二版时抽了出来，不敢再印。”这就是说，周作人这篇评《阿Q正传》的文章鲁迅曾亲自看过，并得到鲁迅的承认，原已收入《呐喊》第一版，后因成仿吾对兄弟任该书编辑的做法冷嘲热讽，才在出第二版时抽掉。
周作人此文写于1922年，距《阿Q正传》发表不到一年，尚未沾上尔后在阐释过程中产生的各式各样的附加物；而且当时周作人与鲁迅关系尚未破裂，尤其是鲁迅尚健康在世，其可信度应该比较高，也最贴近当时的历史语境。而其中关于“提炼精粹，凝为个体”的论说，简直就是冯雪峰后来提出的原始的“精神寄植说”。不过，似乎比冯雪峰的提法更简练、准确一些。文末披露了阿Q的生活原型——“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贵”，也启示人们想到所“凝为”的“个体”，绝不是“一切‘谱’上的规则”的混合堆积，而是富有个性的活生生的具体人物。拿阿Q与果戈理笔下的乞乞科夫做类比，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从艺术风格上说，《阿Q正传》更近似《死魂灵》，距《奥勃洛摩夫》却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