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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出版的陈述的《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是旧著《契丹史论证稿》（北平研究院，1948年）的修改作。全书14万字，分为契丹在祖国历史中的地位、契丹民族的构成、初兴传说的解释和大贺遥辇迭剌的由来、选汗大会与帝位继承、阿保机建国的基本情况及其政策、统治政策的演变与汉人地位的提高、辽季党争的起伏与北辽、西辽、辽廷瓦解以后的契丹人八篇，不仅在内容上较旧著有所增加，在史料考订和观点上也有不少改进。本年度发表的论文，则集中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政治、军事制度。杨若薇在《辽代斡鲁朵官制探讨》（《中国史研究》第4期）中，对《辽史·百官志》“北面宫官”诸条记载进行了考辨，认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司掌诸斡鲁朵中契丹族、蕃户之军政、民政，北枢密院则掌诸斡鲁朵以外部族之民政、军政；汉人行宫都部署司掌诸斡鲁朵中之汉人、渤海人的军政、民政，南枢密院则掌诸斡鲁朵以外之汉人、渤海人的军政、民政。斡鲁朵是枢密院之外的一个独立系统，直接受制于皇帝。斡鲁朵人户构成了行宫集团，这个集团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务，俨然以一个游牧部落的方式生产、生活着；但它又绝不等同于普通部落，它是皇帝心腹集团、皇室经济、军事力量之重心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行宫都部署司几乎达到了与枢密院平分秋色的地步。辽代军队的分类和编组，由于《辽史》记载的混乱，长期未能有较清楚的认识。
王曾瑜在《试论辽朝军队的征集和编组系统》（《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中指出，“宫帐、部族、京州、属国各自为军”的说法，指的是当时军队的征集系统；除属国外，宫帐、部族和京州作为辽朝以武立国的根本统治体制，既是三个行政系统，又是三个征兵系统。辽军的编组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直接按宫帐名号编组的宫分军；二是直接按部族和属国名称编组的四大部族军、室韦军等；三是汉军和渤海军多采用五代、宋军的番号和编制，由五京道各州县乡丁和宋朝的俘虏、降卒编组而成；四是超出部族和民族系统的军队编组，如皮室军、属珊军、拽剌军等。辽代以殿前都点检为北面官，率御帐亲军，负责宫帐守卫；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为南面官，率五京侍卫亲军，负责五京的守卫。王文还着重指明，辽道宗时，宋朝火药已经传入北方，辽人已掌握以人力抛石机抛射火药球的方法，金人用火炮的方法是从辽人处学来的。
杨若薇在《辽朝“糺”之探讨》（《历史研究》第1期）中，对争论已久的“糺军”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辽朝根本不存在一种由某些人组成或担当某种特殊职能的“糺军”，也不存在特指某一种人的“糺人”和“糺户”；“糺”是契丹语直接借用汉语“军”，由于遗去韵尾鼻音“ n ”而发为“居黝反”。它的音、义都是军，是对军队的通称。“糺”字不是契丹字或女真字，而是汉字的简写、俗写。契丹字中出现的“糺”，是借用了汉字。在辽朝游牧人心目中，部落是军政合一的组织，部就是军，所以部也被称作“糺”。驻扎在边地的部落民户，被称作“边防糺户”，由部落长官——糺官统辖。金元时代，“糺”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不再作为军和部的泛称。赵光远《略论契丹军队在中原“打草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6期）对有争议的“打草谷”又提出一种意见，认为“打草谷”是契丹统治者劫掠中原财富的借口，发生范围曾经很广，但这并不是在中原推行奴隶制的手段。
2．政治。李敬武在《论辽代后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特点》（《锦州师院学报》第3期）中列举了辽代后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四个特点：诬告陷害代替了武力；斗争在后族集团中进行；斗争的双方均是为别人谋取皇位；波及范围不断扩大。蜀春分析了辽道宗朝婚姻政策对政治的影响，认为耶律氏与萧氏两姓通婚是作茧自缚的对内婚姻政策，在形式上是姑舅表婚制的残余表现，舅权较大；满足不了封建社会对生产力的大量需求，限制了人口繁衍和民族昌盛。都林牙耶律庶箴提出改革婚姻制的建议，被道宗否定。边民与藩部为婚，既是政治联姻的需要，也是军队驻边和开疆扩地的必然结果。大安十年（1094），道宗下诏“禁边民与藩部为婚”，使对外婚姻政策具有了更大的保守性。道宗的保守婚姻政策，对辽末政治衰败乃至最后亡国起到了加速剂的作用（《辽末婚姻政策与辽末政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薛景平、冯永谦对1979年7月出土的梁援墓志进行了研究，订正了道宗朝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辽代梁援墓志考》，《北方文物》第2期）。杨世彝从对策、讽谏、修史三方面对契丹知识分子萧韩家奴进行了评价（《谈辽朝的政治名人肖韩家奴》，《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3．经济。本年度经济史研究的论文仍然很少。黄凤岐《从宋人使辽行程录看辽朝的交通和经济生产概况》（《辽宁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辽的交通运输无论从道路、交通工具上，还是从交通管理上，都比宋落后和原始，经济生产的内容则比较丰富。
4．宗教。朱子方在《辽代的萨满教》（《社会科学辑刊》第6期）中认为，辽代萨满教比较盛行，萨满分为太巫、大巫和巫三级，各有所司，巫觋是男女巫的合称。巫在神事活动中有专用的“法衣”和铃、箭等法器。巫觋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天、祭山、拜日等仪式和进行“惊鬼”、歌呼等跳神活动。
5．辽宋关系。杨树森在《略论辽与五代、北宋战争的性质》（《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中，不同意将辽与五代、北宋的战争一律看成是南侵和掠夺，认为辽在五代时对中原的战争虽具有掠夺性，但主要还是从属于割据兼并战争；辽与北宋的战争，则是统一战争的继续。
关于西辽和辽代的民族关系，本年度又发表了几篇论文，但没有提出什么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