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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蒙元史综合研究。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编写组撰写的《蒙古族通史》（上、中、下，民族出版社，1991年）充分利用汉、蒙、外文史料，并吸收国内外蒙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全面叙述了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是近年来蒙古史研究的重大成果。戴鸿义、鲍音编著的《北元史》（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1年蒙文版）广泛搜集国内外史料，详细记述了北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概貌。
关于政治与制度研究。韩志远《爱猷识理达腊与元末政治》（《元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爱猷识理达腊参政及其在朝廷中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和倾轧对元末政治造成的巨大影响。陈一鸣对元代太子的身份、职分及东宫官员的选任进行了考察，以为所有这些都为皇太子参政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对现实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论元代的太子参政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郝时远论述了元世祖时期台察与权臣之间的斗争，指出监察机构作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限制了它应有的作用；而台察在这一时期的被动地位和财臣连续专权，使一个新建王朝过早地表现出它走向衰败的迹象（《元世祖时期台察与权臣的斗争》，《元史论丛》第4辑）。李治安对元代宗王出镇体制的形成和辖地、权限、委任承袭及其与行省行院的关系等做了进一步的系统探讨，再次指出元代的宗王出镇是一种封藩不治藩，重在军事镇戍和军政监督，且与官僚制相补充的蒙古分封制的特殊形式（《元代的宗王出镇》，《元史论丛》第4辑）。元代兵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史卫民对有元一代侍卫亲军组织的设置发展情况做了深入探讨，并对它的组织结构进行了研究（《元代侍卫亲军建置沿革考述》，《元史论丛》第4辑）。王颋对汉军万户问题提出了新看法，认为早在成吉思汗时期汉军中就已存在“万户”的职名，不过只是承袭金代旧制，官位低卑；窝阔台即位后，在建立蒙古国国家系统的“汉军”过程中，开创了与“蒙古千户”制度相近的“汉军万户”制度，万户的地位显著提高；与此同时，蒙古国原来的“蒙古万户”制度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两种“万户”制度渐趋合一（《蒙古国汉军万户问题管见》，《元史论丛》第4辑）。王晓欣探讨了元代的新附军问题，以为元廷虽将新附军纳入了军户制，但终因“半路出家”而变成了一种既非募军又非征兵的混合物；元朝新附军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利用而不是消灭（《元代新附军述略》，《南开学报》第1期）。那木吉拉对早期探马赤军的职司做了考述（《早期探马赤军职司考辨》，《民族研究》第1期）。冯修青据《高丽史》《史集》和《元史》传记，对元代以高丽为流放地的情况做了介绍（《蒙元帝国在高丽的流放地》，《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于金生研究了元代地方学官的问题（《元代地方学官的选任与考迁制度》，《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
关于经济研究。何兹全认为，蒙古人将奴隶制、依附制掺杂到契约关系发达的汉人社会中来，使元朝人民普遍地成为皇帝的“吃粮当差户”，使依附民与佃户成为王公贵族、寺院、地主的差户。编户变成了差户，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变局，是明清专制主义的基础（《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王育民对元代的人口数量进行了全面深入考察，以为元见于官方统计的最高数字1400余万户殊与元代人口发展的实际不合。他对照《元史》本纪若干户口数字的零星记载，发现了《元史》地理志、食货志、世祖纪所记人口数字有重大失误，并据有关记载估计，元代全国人口当有2335万户，10438万口，较宋、金之和增14.7%，但考虑到元版图的扩大，实际增幅为0.6%（《元代人口考实》，《历史研究》第5期）。陈高华系统研究了元代流民的历史发展，对其产生的根源、流向和元政府的对策做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除忽必烈统治前期和成宗嗣位之初有所缓和外，流民问题一直是有元一代的严重社会问题；随着流民数量的增加和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加之元政府的有关措施成效不大，最终导致了农民战争的爆发（《元代的流民问题》，《元史论丛》第4辑）。闻黎明考察了大德七年平阳太原地震及其诱发的大同、宣德地震和元统治者的赈救措施（《大德七年平阳太原的地震》，《元史论丛》第4辑）。
高树林研究了元代的赋税制度，以为元朝“税粮”征丁、“科差”征户、劳役繁多，人头税的成分大大增加，与宋相比是历史的退步（《宋元赋税制度之比较》，《河北学刊》第1期；《元朝“税粮”制度简论》，《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试论元朝“科差”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胡务系统阐述了元代打捕鹰房户的组成、管理及他们的生活与负担，以为“并免其杂泛差役”的记载不确（《元代的打捕鹰房户——兼对〈元史·兵志·鹰房捕猎〉补正》，《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刘秋根从长生库资本的来源、长生库资本的业务经营形式、长生库放贷利率与资本走向及其历史作用几个方面对以长生库为中心的宋元寺院金融事业做了探讨，认为宋元长生库的合股资本是明清以后盛行的金融合会萌芽的最早表现（《试论宋元寺院金融事业》，《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王兴亚研究了元代郑州地区煤的开发（《元代郑州地区煤的开采利用》，《中州今古》第5期）。周清澍考察了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以为将兀鲁思两道理解为贴里干道和木邻道不确，他推测是指甘州至宁夏道和甘州至奉元道（《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元史论丛》第4辑）。李干对元代南方的经济交流和民族融合做了深入研究（《元代南方各族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 2期）。
关于西藏与西北史地研究。陈庆英对元朝在西藏、甘青、西川藏族地区设立的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其辖区、下辖的军政机构、官员设置和职能等进行了探讨（《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简析元代藏族地区的三个宣慰司》，《西藏研究》第3期）。他还研究了乌思藏本钦的设置、职权及活动，以为本钦的设置是元代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确立时期的产物，本钦是萨迦教主份地的首席官员，通常兼任乌思藏宣慰使（《元代乌思藏本钦纪略》，《元史论丛》第4辑）。元朝对朵思麻地区所采取的政策与西藏地区不尽相同，仁庆扎西考察了元朝在这一地区军政机构的设置、官吏选任等，概述了元朝对这一地区的经营政策与过程（《元代经营朵思麻地区概述》，《元史论丛》第4辑）。胡小鹏对元代河西的阔端系诸王、河西诸王与甘肃行省的关系作了探讨，尤其是对1269年中亚诸王反叛后，平乱有功的一批察合台后王在河西的崛起及其引起的藩权与甘肃行省间力量对比变化的探讨，填补了以往河西史研究的不足（《略论元代河西的阔端系诸王》，《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元代河西诸王与甘肃行省关系述论》，《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刘迎胜深入剖析了塔剌思大会的历史背景、到会诸王在会上的意见及这次大会的后果和影响，认为塔剌思大会是蒙古国分裂为几个相互联系而又独立的兀鲁思的标志，它对此后数十年中亚历史的发展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论塔剌思会议——蒙古国分裂的标志》，《元史论丛》第4辑）。
关于元代教育、宗教与社会研究。王风雷考察了元代诸路蒙古字学的设置和行政管理、教学对象与教学内容及诸路蒙古字学的发展规模和社会影响，他还对元代的端本堂教育做了专门论述（《元代的诸路蒙古字学》，《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元代的端本堂教育》，《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有关元代宗教研究，杨钦章利用近年来泉州、扬州等地的景教遗存勾勒出了以泉州为中心的华南景教盛况，并对元代的华南景教会组织和景教徒的组成、来源等做了探索（《元代南中国沿海的景教会和景教徒》，《中国史研究》第3期）。丁国范论述了元代佛教白云宗的兴衰发展过程（《元代的白云宗》，《元史论丛》第4辑）。王德恩研究了佛教对北元蒙古社会思潮的影响，着重论述了阿勒坦汗前后关于汗权思想的演变（《北元蒙古社会思潮与佛教》，《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卿希泰撰文阐述了元代净明道高僧刘玉、黄元吉、徐慧等对净明道的继承与改造，以及净明道的世俗化与儒学化等问题（《净明道在元代的传承和更新》，《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丁明俊利用国外蒙元史资料，阐述了13——14世纪西部蒙古钦察、伊利、察合台三大汗国的伊斯兰化过程及其历史作用（《13—14世纪西部蒙古汗国伊斯兰化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社会史研究也有一些新成果，发表的文章有：那木吉拉《元代汉人蒙古姓名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赵永铣《祝赞仪礼与蒙古族民俗的发展变革》（《内蒙古社会科学》第5期）、孟楠《元代西夏遗民婚姻研究》（《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叶新民《两都巡幸制与上都的宫廷生活》（《元史论丛》第 4辑）。
关于历史人物研究。对成吉思汗、忽必烈、耶律楚材的研究仍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主要的成果有：朱耀廷著《成吉思汗全传》（北京出版社，1991年）、那顺巴图《成吉思汗的教育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吕锡琛《评成吉思汗召丘处机论道》（《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佟德富《忽必烈政治哲学思想管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5期）、全根先《忽必烈的用人与其政治目的》（《社会科学辑刊》第6期）、金家年《忽必烈毁斗梁城疑辨》（《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第3期）、王月埏《耶律楚材经世思想发微——兼论其士的品格》（《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何晓芳《论耶律楚材多民族文化融合思想及其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6期）。叶新民《头辇哥事迹考略》（《内蒙古大学学报》第4期）以为，头辇哥既不是忽林池，也不是国王和童，而是承袭忽林池国王爵位的木华黎家族成员。刘迎胜指出汉文史料中的脱火赤与波斯文史料中的Tughachi系同一人，并考证了他在西北边疆的事迹（《脱火赤丞相与元金山戍军》，《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蔡美彪《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以为，马可波罗也写作“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使用波斯语，他的国家和政治观念也与波斯人或回回人相近或相同；他是作为一名色目商人在中国各地以至南海诸国从事商业贸易的；深入社会和广涉诸族是《马可波罗游记》的显著特点。杨讷对龙凤年间朱元璋的言行和政策做了精审考述，对许多有关的错误看法进行了辩驳。他指出，既然朱元璋1355年在太平就决定了依靠税户、保护富民的方针，其后一直推行不坠，他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就是从太平开始的（《龙凤年间的朱元璋》，《元史论丛》第4辑）。陈得芝对牙老瓦赤的卒年进行了考证（《牙老瓦赤卒年补证》，《元史论丛》第4辑）。
关于民族关系研究。蔡美彪研究了明代蒙古史上的大元国号问题，认为包括国号、帝号与纪年的元代国家建号系统，实际上存在蒙制与汉制两重体系，蒙汉互译；脱古思帖木儿的败亡即标志着元朝统治的覆灭；也先建号大元可汗并不是恢复大元国号，而是为了摆脱蒙古立汗的传统；达延汗即全蒙古的汗，而不是大元汗的异译。因此，对明代蒙古泛称“北元”不妥（《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南开学报》第1期）。杨志玖考察了元代回族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回回人是不可能参加元末农民起义队伍的（《关于元代回族史的几个问题》，《元史论丛》第4辑）。高占福对元代甘肃的回回人做了专门研究（《元代的甘肃回回人》，《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胡多佳研究了1241年进入僵持状态前早期蒙宋间的合作与斗争（《早期蒙宋关系（1211—1241）》，《元史论丛》第4辑）。
关于文献研究。王慎荣主编的《元史探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对《元史》本纪、志、表、列传的史源条分缕析，做了深入探考。罗仲辉以为朱元璋修《元史》的政治目的（拉拢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牺牲了《元史》的质量，这才是《元史》质量低劣的真正原因（《明初史馆和〈元史〉的修纂》，《中国史研究》第1期）。方龄贵对《元史》纂修者及第二次开局前的采史之役做了探讨（《〈元史〉纂修杂考》，《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甄金对《蒙古秘史》与《元史》中迭次出现的“国史”“脱卜赤颜”间的关系做了缜密研究，认为以畏兀体蒙文撰写的“国史”“脱卜赤颜”等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不可以外传的“内部读物”，即《蒙古秘史》；另一类为可以翻译的，也就是在统治者内部可以适当扩散的“国史”或“脱卜赤颜”（《比论〈蒙古秘史〉与“国史”、“脱卜赤颜”等》，《内蒙古师大学报》第2期）。温岭辑录和考察了《经世大典》臣事部分的人物传记，推测其数量可观，一些为《元史》所无。这些传记与《国朝名臣事略》和其他碑传文字一起构成了《元史》人物传记的资料来源（《元代政书〈经世大典〉中的人物传记》，《中国史研究》第1期）。方龄贵著《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附辑佚）》（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陈高华编《元代维吾尔哈剌鲁资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为元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