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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二：一是关于郑和下西洋若干史事的讨论；二是明代中暹两国的关系。周绍泉的《郑和使孟加拉辨析》（《南亚研究》1982年第3期）一文认为，法国学者伯希和否定《明史·郑和传》关于郑和本人访问过榜葛剌（今孟加拉）的说法，“未免失于轻率”。理由是，据《针位篇》等书所记载的可靠材料证明：郑和在永乐十九年第六次下西洋时，亲自访问过孟加拉，并且是同杨敏、李恺带通事马欢一起去的。潘群的《郑和使日问题初探》（《文史哲》1982年第3期）说，关于郑和是否到过日本的问题，至今似未引起应有的注意。他认为无论是《明史》成书以前的清人著作，或者是其他明人的有关记载，都说明永乐二年郑和出使过东洋日本，而且与他下西洋有关，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张莲英的《明代中暹的贸易关系及华侨对暹罗经济发展的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和《明代中国与泰国的友好关系》（《世界历史》1982年第3期）两文着重论证了明代中国与暹罗（泰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在前一文里，作者以明代中暹两国官方贸易尤其是民间贸易的不断发展、扩大和明代暹罗华侨人数的迅速增加及其对开发当地经济的巨大贡献等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在有明一代中暹两国在政治上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在经济上平等互利；在科学文化上互相交流，从而促进了彼此社会的进步。
除上述之外，本年度在明代军事史、法律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以及史事辨正、史料考订、史籍介绍、资料整理、工具书编纂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不少收获。
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1982年的明史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仅略举一二。例如，有一部分文章从选题到内容均嫌平淡，缺少新意，没有进一步开拓新领域，也没有很好地挖掘材料，因此显得空洞无力。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从总体上看，这一年文章的数量不如前一二年多，比1980—1981年平均约少1/3，在质量上更比以前一二年逊色。这种现象，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使明史研究在现有的水平上继续提高。我们深信，经过大家的努力，会在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