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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惯性来看，政治对世界与中国的扰动并没有减弱的迹象，政治将依然偏离经济，这是基于：（ 1 ）美国继续“任性”重构贸易规则。 TPP 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的经济支柱，遏制中国贸易的政治意图明显。 2016 年美国仍将力推 TPP ，当美国价值观与地缘政治考量替代互惠互利成为国际关系新规则，全球化经济只能日益偏离轨道。（ 2 ）巴黎恐袭加深欧洲“去欧盟化”趋向。恐怖袭扰之下，欧盟经济功能为安全问题所累从而急剧退化。区域内部经济合作行将式微、人员流动日益受限。安全阴影之下，欧盟保守倾向浓重，严重扰动欧盟统一经济政策的制定。（ 3 ）中国政策制定难以衔接现实经济。社会经济发展中“政治理想化、经济时尚化”的取向导致政经策略“空洞化”趋势难收，应对政经双困局缺乏现实抓手。政策无法号准中国经济脉搏开药方，反而加重经济疴疾。（ 4 ）持续紧绷的地缘冲突掏空地区经济。俄土争端、俄乌争斗持续发酵，中东乱局曙光难现，欧亚板块持续承压，资本加速外逃，地区经济日益空心、世界经济渐趋失衡。由此观之，不论是支撑世界大三角格局的美中欧还是作为地区支轴的中东、俄罗斯都不同程度出现政治凌驾于经济规则和现实之上的趋向，看似 2016 年政治仍将深度扰动经济。
不过，纵然政治“喧宾夺主”，但隐藏在政治扰动经济背后的却是深刻的经济逻辑：正如俄罗斯突然介入叙利亚乱局，固然有支持传统盟友等政治考虑，不过叙利亚战火让俄罗斯似乎看到了掌控整个海湾石油、觊觎全球能源定价权的可能才是其出兵的真正原因。再比如，中东地区之所以崩溃坍塌，文明冲突、政治剪刀差等维度的解释固然可信，但根源则在于中东地区仍然停留于前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形态无法支撑民主、自由等现代元素，从而才衍生出“阿拉伯之春”等政治乱象。因此政治扰动经济的现实绝不等于政治能够决定经济，政治只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两者之间衔尾相随。只是经济决定政治的逻辑由于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持续紧绷的政治形势而被遮盖，但这却抹杀不了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这点来看， 2016 年经济仍然是决定政治走向的最关键变量。
以此推导， 2016 年国际政治形势虽然纷繁依旧，但是回归经济将是必然。何况还有三大变量支撑国际政治向现实经济回归：（ 1 ）急速下坠的世界经济谁也不敢怠慢。行至 2015 年年末，全球经济依然泥足深陷，债务通缩的阴影笼罩着所有发达国家也包括中国，同时那些经济偏态的资源国通胀却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全球的主要货币都已超发失锚，产能过剩下依旧是需求的持续萎靡，全球贸易仍在痛苦地收缩，波罗的海指数充分演绎“死猫跳”行情，贸易保护正以区域化的方式迅速抬头，从 TPP 到 RECP 也许还会有更多。众所周知，经济影响着利益，利益决定着国际政治的基本面，面对不断失衡的经济，谁也无法作壁上观，因而政治将会加速回归经济。（ 2 ）巴黎恐袭催化政治黑天鹅提前爆发。巴黎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国际地缘开始加速重构，即使俄土危机愈演愈烈，但大国之间仍将快速弥合裂痕，最大限度挤压中东极端势力的生存空间，因此在政治风险加大的同时，不确定性却在 2016 年显著消退，扰动经济的可能性也在减弱。经济议题将重回主流。（ 3 ）赢在后危机时代的长远考虑。时日漫长的后危机既是经济发展最坏的时代，同时又是夯实底部、纵向突围的最佳时期。最近两年“中国制造 2025 ”“工业 4.0 ”和美国“再工业化”等长远战略纷纷登台，都是希望在后危机时代结束之后能够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因此中美等战略清晰的国家绝不会持续地将自身陷入旷日持久的政治纷扰之下，围绕经济版本的升级转型才是根本。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中美等必将率先跳出政治泥潭，带动整个世界重回经济正轨。
2016 年，国内政治同样需要加速向现实经济回归：（ 1 ）严峻的经济现实倒逼政治加速回归经济。中国人口增长放缓及老化使国民经济元气大伤、需求萎缩；体制和利益束缚，税费负太高，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对实体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形成挤压；服务业贸易不平衡，实际直接投资外流过多，不法资金外逃等，导致国内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大量漏损。因此经济问题迫在眉睫，新一轮的改革与调整 2016 年将不可避免。（ 2 ）十九大提前布局需要经济企稳。 2017 年将是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年份，为了确保政治大年的稳定，当务之急就是让不断下行的经济形势重新企稳。而 2016 年经济领域内持续的微创新将会为经济企稳不断释放利好。（ 3 ）地缘窗口期中国外交重点回归经济。战略碰撞期内的中国在“外交突围战”中往往淡化经济利益的考量。但是中国过剩的产能如果继续淤积在国内，必将阻碍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因此找寻突破口释放产能将会成为 2016 年中国外交突进的重点。现在巴黎恐怖袭击为中国短暂打开了战略窗口期，中国外交将会加速从“撒钱找朋友”向力推诸如高铁出海、人民币国际化等经济外交转向， 2016 年经济在中国外交中的比例将会显著提升。
鉴于此， 2016 年国内外政治形势虽然波谲云诡依旧，但上述诸多变量的协同作用将加速对国内外政治“张扬”的收敛，与此同时，国际政治黑天鹅提前爆发以及国内大局稳定的要求也使得政治不确定性减弱，这也削弱了政治对经济的扰动程度。因此概括来说， 2016 年政治将更多地回归经济。由此体现出三种态势：首先，后危机时代几年时间的摸爬滚打所积累的经验将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更多地考量本国对世界经济的外溢效应和影响。因而，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的发生几率将会减弱。其次，经济失衡问题开始缓解，发达和新兴市场在各种问题上的分歧所带来的保护主义将有所减弱，比如面对有可能卷土重来的债务危机，德法将会尽力过滤不同声音转而竭尽所能抵御之，以防其成为压垮欧盟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客观上有利于世界整体经济。最后，各国间持续并日趋严重的紧张局面得以纾解。大国之间将会以巴黎暴恐为契机充分协调，多边合作机制重新焕发活力并会在更广范围问题的倒逼下实现版本升级，也许全新的国际机制将出现，统一步调的达成有利世界各国跨过政治的干扰转而共同应对经济问题。总而言之，经典的后危机世界中那种政治作用越来越可能超过经济的现象在 2016 年很可能将出现扭转， 2016 年世界经济在独立性增强的同时也将趋势性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