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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是断档还是换挡
中国经济欲振乏力，一系列糟糕的数据在敲击承受底线。制造与投资的失速下行，综合反射到 GDP 增速，尽管市场已做好了“坏”的预期，但权威部门公布了 2015 年全年 GDP 的增长为 6.9% ，创危机以来最低增幅的残酷现实，还是击垮了某些厂商、学者、官员心存侥幸、期望“空翻多”的美好幻想。悲观情绪笼罩，“中国经济崩溃”“中国经济没救了”等极端言论满天飞。不过，也有一些稳健的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并非简单直接地从“天堂”进“地狱”，而是站到了“十字路口”，顺势拐进“发展换挡期”。有关经济走势的争论仍在蔓延，中国经济究竟断档还是换挡？
“中国经济断档论”风生水起，甚至弄得普通百姓都心有戚戚，有其颇能立得住脚的理由。
1.
投资降温的大势难以阻挡。且不说工业投资持续受制于产能过剩和环保压力，单单是房地产投资的降温就难以小觑，
2015
年一季度商品房开发投资虽然增长了
16.8%
，但销售面积却下降
3.8%
，后续投资增长难以为继。另外，铁公基
投资过去基本靠地方政府推动，靠地方债融资和财政收入来支撑。但市场化改革背景下，民间投资逐步扛大旗，地方政府难有作为，而地方债、影子银行的潜在风险也让各方备感口袋吃紧，没了水源的投资野马如何驰骋？
2. 政策救外贸的后手不足。过去十余年的外贸高增长是依靠加入 WTO 的红利，如今，新的全球贸易规则还在重构，外贸规则的新红利尚未浮出水面。而政策驱动也显得力不从心，虽说出口退税可以刺激出口，但日渐庞大的出口退税已成为财政不能承受之重。更何况，各国贸易战此起彼伏，人民币稍一贬值就遭遇外部压力，显然，政策救外贸只有“四处灭火”的尴尬，而无主动出击的后劲。
3. 消费难以被政策驱动。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消费占比仍处于一半左右，消费的结构转变并非一日之功。且不说大众的消费能力尚被房地产消费绑架，上调最低工资对大众消费的刺激也十分有限，加之，过去的腐败消费、高端消费也被反腐所抽离。此外，中国上演疯狂式海外购物，据统计仅 2014 年春节前后 10 天左右的时间，中国游客在日本花了近 60 亿元人民币用于购物，而 2014 年出国游带动的海外消费就超过万亿人民币规模，中国食品安全遭遇信任危机、中国制造需要最后一公里突围、商业环境带来的体验差……以上种种消费负面因子，并非政策所能为之。
如此看来，似乎经济走入“冰冻期”，然而，新一轮市场化红利、改革红利正逐步填平旧红利消失之后形成的洼地，并顺势将经济引入新的发展轨道。中国经济断档是表象，换挡是实质。
中国经济换挡的动力究竟在哪
那么，支撑中国经济换挡的动力究竟在哪？
长期以来，政策是官方加大经济马力的藤鞭。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当头，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双双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由“从紧”转为积极、扩张，经济景气牛冠全球，但“后遗症”聚集性爆发宣告了政策刺激的运作空间已逼近尽头。可以说，如今原有粗放型模式不仅乏力，还得进一步去产能，不仅是工业产量、工业园区，更有商业地产，甚至新型城镇化节奏本身都要“去产能”，再去“打激素”有违客观大势。
一连串负面效应已经为“政策拉动经济”做了反面注脚，一些忠诚的改革者以“乌鸦嘴”重新唤起改革的热情。鉴于政策干预、政府投资经营广受诟病，放控交替并举、“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迎面扑来。诚然，“市场配置资源”内置有激励机制，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回顾中国历史， 1978 — 1991 年年均增长 9.27% 的经济萌动期及 1992 — 2011 年年均跃至 10.4% 的黄金增长期， 1978 年的新旧体制过渡及 1992 年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就功不可没。从增长替代的角度看，当下仍确实需要新一轮改革来释放活力。但“彼一时此一时”、此改革也非彼改革，早年的改革是在相对呆滞化的体制内单向度引入市场活水，因而能够效力迸发。而眼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微观领域向市场放开与政府功能切换双向叠加，政府转型为市场深化开路。虽说微观放活会在长期内为 GDP 加分，但其前提是政府从经营领域退出，规则、监管、服务功能更高一筹，这样的“市场起决定作用”至少在短期内还将进一步打压 GDP 。佛山南海开出广东首份行政审批“负面清单”，政府去投资化进入快通道， 2014 年一季度 GDP 同比缩水 4.72 个百分点（从 9.2% 下行到 4.48% ）即是明证。由上可知，“政府转型 + 市场深化”的改革红利收在长远，对当下的 GDP 数据却有害无益。
至此，无论是政府主导的政策，还是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都对经济“弄巧成拙”。如何破解这种悖论性难题？福卡智库在 1998 年基于对国内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程度、国民禀赋、庞大市场规模、区域战略纵深及潜在改革空间的现实考量，提出中国经济将进入长达几十年起飞期的论断，至今，这“ 5+1 ”基本动力还远远未用尽消退：中国的工业化正与信息化、智能化深度融合，无论纵向升级至全球工业链条的高端，还是横向转型至服务经济，甚至体验经济，都有足够的底蕴支撑经济稳健增长；中国的城镇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逐步转到提高质量的内涵上来，将产生内生性增长动力；中国有 13.6 亿统计人口及 9.2 亿劳动人口（ 16 — 59 岁），能够托起一定规模的消费、产业体量；中西部区域广阔，将激烈上演发展竞技赛，成为稳住 GDP 的定海神针；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在内的金融改革、国企绩效改革等，将赋予中国经济新的承重墙。鉴于以上机缘，起飞期还将延续 1 ～ 2 个年代；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速即便下跌，也属高位横盘下的小幅回摆，起飞期的大趋势并不会动摇。把握了这一点，就会对一时的数据变幻“猝然临之而不惊”。
综合对政策、改革、机缘影响的比较分析，各自的权重依稀可辨。若一言蔽之，现实经济中政策、改革、机缘同在，但其重要性是有逻辑关系的，不是“政策—改革—机缘”，而是倒过来。中国“缘”集中在“ 5+1 ”，机缘保证经济的基本面，可以说，讲定力，有缘在就行；点到位的改革（市场放活）对经济起优化、提升之效，政策对经济却多是“进二退三”，因此，论作为，改革权重远大于政策。若用一句话来总结，“顺应机缘、改革动真格、淡化政策”是中国经济动力的奥秘所在，一旦领悟并践行此玄念，中国经济将行稳致远。
维持 GDP6.5% ～ 7% 增长的底气在哪
此外，以下三个方面的时空对冲，也足以让实现 GDP 增速 6.5% ～ 7% 的目标底气十足。
1. 宏观调控的时空对冲风险爆发的时空。不难发现，当下的政策意图在于实现多重目标，既保证合理的增长，又保障合理的物价水平，还保障适度的改革进程，更保障适度的就业水平，为此，风险控制就成为重中之重，一旦形势需要，就会接连亮出政策底牌。如从交通水利建设、棚户区改造到定向降准。而且，宏观调控还有后手，足以将潜在风险消解于无形：房地产库存高企，但各地纷纷放松限购，投机性需求、刚性需求有望被激活；中小企业遭遇融资难，但降准、降息仍有空间；地方债存在违约风险，但仍有借旧债还新债、债务展期、债转股、出售国资还债、中央兜底等后备措施；虽然去产能打压经济，但基建加速又对冲去产能。如此多的政策后手足以将隐患扼杀在摇篮中。
2. 改革进程的时空消解危机进程的时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始终呈现着危机倒逼式改革，即哪里有危机，哪里就会有改革。于是，危机多一点，改革也就多一点，结果危机又会少一点；同样的，危机快一点，改革也会快一点，结果危机又会慢一点，从而呈现出危机与改革的跷跷板效应。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始终不存在危机，而只存在着危机与改革的动态平衡。毕竟，改革仍有很大的空间，包括金融、财税、国企、自贸区、行政审批体制、民营经济等多个领域，一旦这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逐步铺开，相应的改革红利足以消除因市场化不足而引发的危机。反腐工作的成效卓著，加速改革进程很可能成为重头戏，而 2016 年下半年可能就是改革提速的时间起点。由此，逐渐破局的市场化改革，有望转化为经济形势的新转机、新空间。
3. 创新的时空争取到结构调整的时空。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经济结构的问题，即：以技术、创新密集型产业替代资本、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消费驱动替代投资驱动，以服务业发展替代制造业发展，以绿色智能工业替代污染性、落后产能，于是结构调整也就成为普遍的共识。一旦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得到解决，各种风险和危机也就迎刃而解。虽然官方始终承担着调结构的舵手角色，但真正调结构的力量却来自民间的创新力量，即商业模式与技术变革的创新。如今，中国经济山寨、伪劣、低附加值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打破，如国内近期首创的全息手机风靡一时， 3D 打印的研发也热火朝天。随着劳动力、土地、资源的红利退潮，企业势必转而向创新要红利，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变革还将层出不穷，中国出产本土化的苹果、特斯拉并不是梦。如火如荼的创新将为经济结构调整争取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并为下一轮经济起飞夯实基础，下一个年代的人们谈论最多的，或许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国创造”。
进一步来看，以空间换空间、时间换空间的手段化解危机，也是中美惯用的手段。不过，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时空上的腾挪、对冲却有显著区别。鉴于美日欧普遍处于接近零利率状态，政策后手只能靠政府发债来注入流动性，即本质是以时间换空间的被逼无奈，结果将企业债务、金融债务转化为政府债务，将社会危机转化为政府危机，将当下危机转化为未来危机，未能从根子上化解危机。因此，发达国家本身的腾挪空间有限，一旦政府信用坍塌，势必转化为“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宿命。相比而言，中国则既有时间换空间的腾挪，也有空间换空间的腾挪，即依靠当下现存的空间（如利率与存准率调整、基建投资、改革空间、创新空间等），转化为经济高位横盘的空间，因而，中国的底气更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