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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10000年，土耳其东部塞米
。数代人过去了，村子的位置一直没变。低矮的圆形小屋围绕着一片开阔地，聚集在橡树林覆盖的山坡下。在远离居民点的地方，更加开阔的小树丛取代了森林，向着远处的底格里斯河延伸。民房中间夹杂着一些木制圈舍，几头年轻的母猪和猪崽躺在地上晒太阳。一条条鹿肉和瞪羚肉挂在附近的架子上晾晒，旁边放着用柳条编制的储物筐，里面装满了上一年的橡子和开心果。两名猎人从外面归来，肩上用木棒抬着一头杀死的野猪。另一位猎人抱起一头被捆绑的、尖声嚎叫的小母猪，松绑后，把它放进猪圈，与一头母猪和猪崽关在一起。男人们迅速将野猪肢解，把切成条状的猪肉挂在晾晒架上，猪头和脖子被放在一旁作为当天的晚餐。
12000年前，一场剧烈的气候变化席卷而来，给西南亚的人类生活造成了深刻影响。数千年来，小型狩猎采集群体居住在一个干旱的世界里，他们不断迁徙，寻找赖以生存的稀缺水源。熟谙自然环境的人们早已习惯靠山吃山——耐旱的野草以及块茎、鹿和兔子都可以成为他们的食物。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捕杀瞪羚。这是一种小型沙漠羚羊，它们在春季向北迁徙，在秋季向南迁徙，为人们提供了相对可靠的食物来源。然后，大约15000年前，冰期已成强弩之末，全球变暖已是大势所趋。气候变得更加温暖，也更加湿润。曾经的半干旱灌木丛里长出了大片的橡树、橄榄树和开心果树。丰茂的草原养育了茂密的野生大麦和小麦。坚果收成如此富足，迁徙的瞪羚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许多人居住在人口数百的大型居民区，这成为人们常年世代生活的家园。这种生活与他们祖先那种频繁迁徙的生活截然不同。但是，正如他们的前辈们所做的那样，这是一种最适合环境现实的生活。
14500年前至13000年前，一代代猎人和采集者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以至于他们建立了比以前大得多的定居点。他们开始将死者安葬在墓地里。逝者身上有贝壳和其他奇异的饰品，这可能反映出社会组织比以前更为复杂以及人们对祖先的崇高敬意，毕竟，这片土地本来就是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温暖的气候和更多的降雨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大约13000年前，1300年寒冷的干旱周期使西南亚变成一片干渴的大地，气候学家称这段时期为新仙女木期
，这是以一种高山冻原花来命名。更加寒冷和干旱的环境吞噬了曾经水源丰沛、食物充足的广阔土地。许多群体放弃了永久居住地，恢复了迁徙生活，以应对更加干旱的环境和坚果产量的不足。持续的干旱迫使人们适应更加有限的、散布在毫不规整的土地上的粮食供给。面对干旱，森林开始衰减；野草产量急剧下降。捕杀瞪羚以及对粮食和豆类进行更为精细的加工勉强维持着社会运转。现在，加工植物食品的磨石随处可见。就是在这几百年里，这一地区不同地貌上的居民开始刻意畜养野草，企图扩大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也看中了那些群居的有蹄动物，这些动物和人一样，依赖可靠的水供应。动物与人为伍，共同生活，又一次成为普遍现象。但这次的结果不是伴侣关系，而是对我们今天最常见的一些家畜，如猪、山羊和绵羊，进行彻底驯化。
猎人变成了农民，不再东走西跑，而是立足于土地、羊群、牛群和牧场。对动物的需求改变了人们早已习惯了的生活节奏。人类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然，气候变化和干旱并不是所谓“农业革命”的唯一推动因素，但它们却是强大的催化剂，加快了一个崭新世界的形成，在这个世界里，动物最终改造了人类社会的面貌，使城市和文明的出现成为可能，并帮助建立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永久定居点、对牧群和个体动物所有权、继承权及对牧场的控制——所有这些都必不可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管理动物的需要导致的结果，并起到了改变历史进程的作用。
大约12000年前，被考古学家称作塞米的定居点坐落在托鲁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东侧橡树林覆盖的山麓地带。
在这里，人们的生活并不依靠野生谷物，而是靠坚果和森林猎物以及无处不在的瞪羚。他们捕杀野山羊和野绵羊，主要对年长的动物下手，这是林中追猎者所能指望的办法。但是，他们最重要的猎物可能是猪。野猪（Sus scrofa）是一种森林动物，习惯在大树覆盖的山区生活。野猪以植物的叶和茎为食，会拱土造洞，喜食林下灌木。当然，猎人对野猪的活动范围、日常活动、进食习惯和睡眠习惯都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母猪下崽后会在树叶遮掩的巢穴中待上大约一周或更长时间，然后才会和猪群一起活动。他们对公猪的凶猛心有余悸，保护幼崽的公猪总是让人不寒而栗。一旦公猪离开，对付年轻的母猪就容易得多，特别是当它们待在猪巢里的时候。任何母猪都会为猪崽哺乳，因此杀死母猪、捉住猪崽并将它们带回家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一旦被关进猪圈，小猪崽很快就会被驯化，很容易与人建立信任关系。这些猪可能——有人强调“可能”这个词——是所有家畜中最早被驯化的，因为幼年野猪很容易被人控制。
虽然猪崽性情温顺，但是控制成年野猪就要比控制山羊和绵羊困难得多，特别是成年公猪，因为它们非常危险，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因此，我们不能绝对肯定塞米野猪已被完全驯化。那里的居民对猪肯定有过较大规模的捕杀，但是遗址上的骨骸实在令人费解，因为它们的大小介于野猪和家猪之间。与狩猎时被杀掉的成年野山羊和野绵羊不同，被杀的塞米（野）猪有43%不到1岁，10%不超过6个月。就屠宰比例而言，公猪以11∶4占绝对多数，而猪都是在村里被就地屠宰的，野山羊和野绵羊的屠宰点却是在别的地方。这一数据有力证明了驯化的存在，或者至少证明了人们对其进行过系统性管理，因为驯化的猪具备很多优势，它们繁殖力旺盛，受孕概率高，生长速度快，产出蛋白质的速度快于其他驯化动物。但是，由于野猪难以控制，人们可能在驯化时做出糟糕的选择，采集或种植小麦和大麦等谷物的人尤其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这些谷物是野猪喜爱的食物。
世界范围的现代经验使我们知道对猪的管理有一些相对简单的方法。
其中之一就是将它们放养到野外，偶尔去查看一下即可。另一种方法是，白天让它们在外面自由活动，晚上将它们赶回村子过夜。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些圈养的猪都可能与野生种群和这些种群的公猪接触，尽管现在它们可能心猿意马，饮食习惯也今非昔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能在饲养母猪和小猪的时候，将它们放到野外交配，以获得更多猪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当时的整个西南亚陷入困难时期，干旱对坚果产量造成毁灭性打击，而此前几个世纪的繁荣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们为争夺食物激烈竞争，野鹿和其他猎物日渐稀少，因此圈养小猪并找到某种增加食物供应的方法，以此作为风险管理，便是情理之中的事。塞米遗址的骨骸显示，那里发生过系统屠宰幼猪的现象，其中多数为公猪，这似乎表明了宰杀多余的种猪是司空见惯的事，想必人们是冲着猪肉去的。但这些是驯化的动物，还是受到严格管理却处于半野生状态的动物呢？
我们可能永远得不到答案，因为猪的零碎骨骸留给我们的线索十分有限。在地球的另一端，新几内亚高地和低地地区对猪的传统管理方法提供了一些诱人的线索。在那里，养猪已成为几个世纪里生存经济的核心。
新几内亚人采用多种方式管理猪的繁殖，然而圈养的猪通常是野生公猪和家养母猪的后代，多余的公猪则被阉割。在那些年代，让家养的母猪和野外公猪交配比现在容易得多，因为当时的农业集约化程度低，定居点附近有更多的森林。而让家养的公猪和同样是家养的母猪交配，避免它们在野外拈花惹草，则需要更加稠密的人口、数量更多的家猪以及不同居民区之间定期的家畜交换。在个人拥有家畜还是新鲜事物的社会里，这样的交易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后果。
家猪被完全驯化，并达到可以内部繁殖的程度，可能经过了很多代人才最终实现，特别是在人需要和猪争夺谷物的情况下，因为谷物是那个时代整个西南亚农业人口的主要食物。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从土耳其到埃及甚至更远的地方，猪被完全驯化成家畜会在山羊和绵羊之后，毕竟猪的优势在于猪肉和它们的社会价值。
清晨的阳光下，猎人大摇大摆地走在空旷的草地上，边走边裹紧身子以抵御寒冷。浓重的阴影和耀眼的阳光此消彼长，一群摩弗伦羊（Mouflon）啃食着野草，宁静而安详，在乍暖还寒的暖阳下，它们棕红色的羊毛闪着柔光。一只头上长着华丽弯角的公羊抬头冷漠地望着熟悉的访客；他们从旁边经过，径直走向最近的母羊。其中一只母羊慢慢靠近这些人，几乎推搡了一位弓箭在身的年轻人。他俯下身，想去抚摸母羊的头，可它挪闪到几米开外，完全不感到害怕。羊群靠拢过来，自顾自地吃着草，丝毫不管猎人们已慢慢走开。对于这种亲密接触，这群人已习惯，实际上他们每次靠近绵羊都是这样的场景。摩弗伦羊与人类之间的关系随意而亲密。
山羊和绵羊都不是令人生畏的危险猎物。据我们所知，它们也不会让人联想到神话故事中险象环生和野蛮攻击的情节。就像其他有蹄动物，它们的防御方法就是逃跑，而且它们只在察觉到危险迫在眉睫时才会如此反应。一代代猎人一直观察着他们的猎物，他们很清楚，在空旷地带若无其事地行走很少会引起羊群的警觉。
今天的山羊和绵羊身上保留的某些特征可能在10000年前的羊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约翰·米昂琴斯基（John Mionczynski）是一位当代的养羊专家。他将自己的羊带到美国西部的偏远地区——这些羊强壮、勤劳、自律。
他说，最重要的是，它们与人为善，适应力强，在寒冷地区和半干旱地带也能随遇而安。山羊有着极强的好奇心，米昂琴斯基和其他许多人都见过偏远地区的野山羊和野绵羊大方地径直向他们走来。像人一样，山羊非常合群，好奇心强烈。它们的聪明程度超出许多人的想象，只要打过几次照面，它们就能记住其他动物和人的模样。在干旱的岁月里，这些特点能够加强野山羊、野绵羊和人类之间的亲密接触，也能在干渴的土地上拉近彼此的距离。某种融洽的共生关系可能就此形成，而这种关系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动物的驯化。没人知道人们为什么要选择绵羊和山羊，但是就像在塞米地区养猪那样，人们可能将养羊作为一种风险管理的方式，以应对食物短缺。
尽管遭到几个世纪的大量猎杀，今天的山羊和绵羊的祖先仍然在偏远的山区保存下来。西亚的摩弗伦羊，即野生绵羊，源于西南亚的广阔地区，包括土耳其和高加索山脉，甚至巴尔干半岛，而3000年前，它们在这些地方已销声匿迹。
摩弗伦羊行动敏捷，以食草为主，能够适应陡峭的山地。相比之下，矮壮的波斯野生山羊——有时被称为“野山羊”（bezoar）——能在峭壁和崎岖的山坡上行走自如，利用出色的攀爬能力逃避捕食者的追击。野山羊是一种食嫩叶和食草的动物，比起摩弗伦羊，它们能够获取更多种类的食物。野山羊和野绵羊都是对领地不敏感的群居有蹄动物，大部分时间待在等级严格的羊群里。一般来说，母羊的个头比公羊小。公羊为争夺母羊展开激烈竞争，优胜者可以获得多名配偶。
在任何情况下，为了达到驯化的目的，仔细观察和日常接触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到底发生过什么呢？可惜，科学数据先天不足，这就意味着我们只能去观察当今动物及其野生祖先的行为。换句话说，我们只能进行合理推测。可以肯定，在许多情况下，猎人会捕捉一只或多只幼年摩弗伦羊，使它们脱离原来的野生羊群，成为圈养的家畜，作为一种随时可以获取食物的便利方式，这难道不是最符合逻辑的推理吗？我们还可以肯定，圈养的方式在有些时候行之有效，但更多时候并不成功。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演这样的假设场景：一代又一代过去了，野山羊和野绵羊在容易狩猎的猎场度过自己的一生，有限的水源养育了这里的动物和人类。不可避免，被抓到的动物数量会不断增多。圈养幼兽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们只能将这称为“预驯化”。这些被人控制的动物实际上仍然是野生的，但是由此形成的羊群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人类定居点附近，可能有简易围栏保护，使其免受捕食者的夜间攻击。
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画面只是一种想象，但据我们了解，这是唯一符合山羊和绵羊行为习性的假设。这是一种与狗的驯化截然不同的过程，狗在被驯化时与人有着更多的互动。最后的分析认为，人类的主要兴趣一定是在气候发生重大变化的状况下如何获得可靠的肉食，因为长期的干旱使猎物和野生植物食物变得稀缺难求。以前，西南亚的狩猎群体都能在春秋迁徙季节猎获几百头瞪羚。人们仍然严重依赖瞪羚，但是山羊和绵羊即将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核心作用。
为什么农民没有驯化无处不在的瞪羚呢？瞪羚（Gazella sp.）是地球上跑得最快的羚羊之一。
它们体型矮小，通常成群出没，依靠粗劣的半干旱植被就能繁茂生长。对古代猎人来说，瞪羚有一个相对容易预见的显著特点——它们在春末夏初处于最佳状态时大规模向北迁徙，然后于秋天返回。几千年来，猎人和后来的农民大规模捕获迁徙中的瞪羚，为当年剩下的日子攒足肉食。
用密实的木桩建造的大型围场坐落在一条小河边。围栏上留了些豁口，对着外面的深坑。每年，猎人们等待着瞪羚的到来，它们在迁徙途中成群结队到河边喝水，最终到达夏季草场，在那里繁衍后代。猎人们看到高高扬起的灰尘就知道羊群正在靠近，他们准备好武器，保持合适的距离，一边大声吆喝，一边挥舞手里的棍棒和弓弩，女人们拍打着皮制斗篷。猎狗大声吠叫，羊群恐惧万分。惊慌失措的羚羊仓皇涌入围场。它们试图跃过围栏，却挤在了入口处，纷纷掉入早早为它们准备好的陷阱，很多羚羊摔断了腿脚，痛苦挣扎着。猎人们一拥而上，用棍棒和长矛大开杀戒，几十只羊死于非命。同时，其他猎人将一支支利箭射向栅栏里拥挤的羊群。猎杀完毕，猎人马上开始屠宰。他们一只接一只地剥下羊皮，熟练地将它们肢解，将肉切成条状晾晒，以供全年食用。
通过与瞪羚持续接触，猎人们发现，圈养这种动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善于跳跃。它们对所有捕食者都心怀恐惧，包括人。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猎人捕捉过瞪羚幼崽。没有人像著名非洲探险家理查德·伯顿爵士
那样观察过贝都因人（Bedouin）。据他记载，“贝都因人在驯养瞪羚幼崽方面如此成功，以至于它们会像狗那样跟着自己的主人，还会跳到主人的肩上嬉闹”。
这种随性的宠物饲养方式与圈养和繁殖大量成年牲畜截然不同，而圈养山羊和绵羊要容易得多。
刻意圈养幼年山羊和绵羊的做法肯定在很多地方都出现过。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想象。刚开始，捕捉是一种非常随意的行为，可能就像抓幼年瞪羚那样。但是，就野山羊和摩弗伦羊而言，一旦人们清醒意识到，这些相对温顺且相当聪明的动物能够在圈养状态下繁衍生息，悉心照料新生或被遗弃幼崽的行为就会逐渐发生质的变化。这时，猎人可能会将幼崽和成年羊群分开，根据日常行为的优劣和温顺程度，选择合适的幼崽单独饲养。捕捉这样的动物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为人类和野山羊经常互动，相处和睦。
这些羊一旦被圈养起来，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就具备了创始羊群的基本要素。这些羊的生活条件与野山羊截然不同。现在，这些动物与人有着频繁而亲密的身体接触，极大强化了彼此之间渴望信任和理解的动机。新的主人控制着这些动物的行为，对羊来说这并不陌生，因为在野外，它们已经习惯了羊群里的等级制度和领导权威。这些动物马上获得了多种好处：更好的保护——免受捕食者的侵扰、御寒和避暑的必要遮蔽，以及更好的牧场和种类多样的食物。野生动物的选择压力顿时发生了变化。
从土耳其到西南亚，再到尼罗河谷地，几代研究人员发现了众多农耕村落和早期城镇的遗址，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对驯化后不断变化的人兽关系仍然知之甚少。考古遗址、动物骨骼残片以及动物考古学家所说的“存活曲线”
只讲述了一个残缺不全的故事（见插叙“存活曲线研究”）。这些研究提出了一些根本性问题。驯化山羊和绵羊最初的几千年里，牧群管理的目的是什么？饲养动物是为了肉食吗？如果是这样，大多数年轻、多余的公羊在达到理想体重时就要被杀掉。另外，牧民管理动物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羊毛吗？在这种情况下，成年公羊和母羊都会被杀掉，两者都能带来管理收益。但是，如果牧民是为了获取羊奶，大多数公羊在年幼时就会被杀掉，这样人们才能喝到最多的羊奶。不幸的是，我们很难通过动物骨骼判断制奶业是否存在。
你能区分美洲野牛（bison）和麝牛（musk ox），或者非洲大羚羊（African eland）和黑斑羚（impala）吗？真正具有挑战性的是，你能区分野生和家养的山羊或绵羊吗？动物考古学家——研究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的专家——发现，即使各个身体部位完整无缺，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事。而当屠宰这些动物的人为获取肉食、骨髓和肌腱等而不得不将骨架砍成小块时，这项工作就变得难上加难。幸运的是，就野生动物和完全驯化的动物而言，头骨、下颌骨和四肢关节骨末端这些特征鲜明的身体部位能使识别工作变得相对简单。模糊的过渡期，比如说野生和驯化的绵羊或猪之间的过渡期，特别具有挑战性，因为这时野生和驯化的动物之间只有细微变化。而这还没有将雌雄二型（雌性和雄性之间的体型差别）和其他类似因素考虑在内。要弄清人类在那几千年里对待动物的行为变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上下颌骨的大型样本制作存活曲线，这些颌骨上的牙齿能为我们提供必要的信息，使我们知道个体动物被杀死或屠宰时的年龄。
牙齿几乎可以提供连续不断的线索，使我们能够认识个体动物从出生到终老的年龄。首先长出的是乳牙，然后是成牙，成牙按相应的顺序长出。例如，如果一群猎人将一群野牛赶下悬崖，其结果可能就是动物考古学家所说的“灾难型年龄分布”，几乎没有年长的野牛。在“消耗型分布”下，幼年和老年动物占据了绝大部分，相较于它们在活着兽群中的庞大数量，壮年动物则显得很少，这可能是猎人用长矛捕杀的结果。这两种分布与驯化的牛群或羊群表现出的特征完全不同，因为在驯养状态下，肉食供应受到了人为控制。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可能会发现很多刚长出成牙的壮年动物，而老年动物却很少。这就说明牧群中有太多多余的雄性动物。有些雄性可能被阉割，而多数会被杀掉以便人们获取肉食和副产品。年老雌性如果失去了繁殖和产奶能力，或当它们（也包括雄性）连拉车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也会被杀掉。
进入驯化时代的门槛后，情况甚至变得更加复杂。你可能会发现选择性捕猎和系统性屠宰多余家养公羊的情况同时存在。要弄清这些特征的含义，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大量样本进行研究，并以挖掘出的整个居民点为背景进行评估。对山羊、绵羊和猪进行的生存状态研究仍然处于相对初级阶段，但未来的前景十分光明。
很多变量都会影响存活曲线，尤其是对于自给型牧民而言，他们严重依赖动物食品和原材料，同时也能充分认识到导致牧群毁灭的风险。例如，他们倾向于拉大屠宰公羊的时间间隔，作为应对食品短缺的手段。牧民不得不应对各种环境、政治和社会现实，这些因素会在短期内发生巨大变化。例如，牧群哪怕从夏季草场迁徙到冬季草场，就足以扭曲从单个遗址上获得的曲线图。当牧民向更多的城市人口供应肉类和其他产品时，情况也会发生巨大变化，后来发生的事就是这样的例子。
通过研究人们在土耳其境内一系列遗址上发现的大量山羊和绵羊的骨骸，我们可以跟踪其中一些变化的踪迹，至少大体上能够做到。
例如，在公元前8千纪的后500年，有人类居住在土耳其中部一个叫阿西克利霍裕克（Asikli Höyük）的大型村落里，那里的居民屠宰的山羊年龄都在1岁至3岁。从中我们没有发现体型变小的迹象，也没有看到明显的驯化特征。也许这些动物并没有受到人类的严密管理，而是与野生繁殖的种群有着密切联系。在今天的苏博德（Süberde），牧民屠宰的牲畜大多介于1岁至3岁之间，其中大多数在21个月至22个月。苏博德的绵羊比起野生绵羊个头更小，这很可能就是在人类的管理下生活和繁殖造成的结果。作为一种策略，故意宰杀年轻雄性绵羊（特别是较大的公羊）的最早确凿证据来自苏博德西北的厄尔巴巴霍裕克（Erbaba Höyük），公元前7千纪时有人类在此定居。
到公元前6000年，西南亚广阔地区的农民在放牧山羊和绵羊时遵循同时获取肉食和奶制品的策略，放牧的场所常常在它们高大野生祖先的自然栖息地之外。多余的公羊提供了鲜嫩的肉食，但山羊存活的时间更长，可能是因为它们的毛具有很高的价值。
我们不知道家养与野生的山羊和绵羊的明确分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很可能是在公元前9000年前后，随着羊群规模的扩大而终成定局。
此时，来自捕食者的危险明显减弱。以前所需的伪装——在野外极为重要——在创始羊群中已不复存在。毛色也变得五颜六色。由于身体的敏捷性和硕大的体型已无足轻重，动物的体型和个头随之发生变化。四肢短小、身材矮小的动物在驯化后有着更多的生存机会。羊角曾经是抵御攻击、竞争配偶的武器，具有重要的价值，而现在它们变得更加小巧、样式更多，有时候甚至完全消失。野山羊和野绵羊有着强烈的危险意识，在交配季节或保卫领地的时候，它们比家羊具有更强的攻击性。后者不再需要野生动物运用自如的防卫机制。
以前的山羊和绵羊都是季节性进食者，它们在春季和秋季迁徙到不同的地点觅食。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拥有这些牲畜的人类更喜欢开阔的地形，而以前这样的地方会让动物暴露给危险的捕食者。人类还会限制牧群的走动，这导致了四肢大小及比例的变化，譬如说，四肢会变得更短。两种动物都更加适应定居生活，因此也更容易被控制。因为更少迁徙，它们获取食物和水的方式与野外的羊截然不同。更加富饶、稳定的环境减少了牧群之间的竞争，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它们性成熟加快，繁殖能力增强，脂肪储备变得更多。从一开始，牧民们就可能杀掉多余的公羊，只留下配种所需要的。公羊攻击性更强，因而较难控制。牧群的年龄和性别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繁殖模式的变化尤为突出。现在，公羊开始繁殖的时间要早得多，远早于野外公羊开始争夺交配权的时间。它们的体型变得更小，羊角也逐渐萎缩。
研究野生动物过渡到家畜的微妙变化极其困难。我们只能通过残缺不全的骨骸来了解过去的放牧行为。生命活动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各种驯养的牧群生下的公羊数量远远超过了繁殖的需要。这就意味着牧民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在多余的公羊成年之前将它们杀掉或阉割。然而，其他因素同样不可忽视。羊群仅仅是肉食的来源？牧民也对羊奶或羊毛感兴趣吗？周围的自然环境能够提供充足的过冬饲料，以满足种畜和多余公羊的需要吗？在个人所有权和牲畜管理正在深刻改造农业和畜牧社会的条件下，这些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山羊和绵羊的驯化一开始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状态。有些价值观则一直没变。由于牧群的规模不大，人们对动物仍然敬重有加。牧民珍惜每一只牲畜，也能将它们作为独立个体识别出来。这些合群的牲畜变成了真正的家庭成员。它们受到悉心保护，每天被赶到牧场，羊毛被人修剪，多余的公羊被宰杀，以便人们获取肉食并控制羊群的规模。有些羊圈紧靠主人的住所，而有些则与民房合为一体。人们极其重视放牧的可持续性。饲养山羊和绵羊的牧民意识到，过度放牧十分危险，对自然界的植物巧取豪夺危害严重。与此同时，海洋的深刻变化悄然来临。数万年来，猎物似乎唾手可得，人人有份，猎人的唯一义务就是与他人分享狩猎所得。人兽关系中的尊重和礼仪将动物看作宇宙中充满活力的角色。即使家养的牧群规模尚小，它们在生态平衡中也代表着一种新生力量。山羊、猪和绵羊成为财产，这是野生猎物望尘莫及的。它们被人拥有和照料，还能被传给子女和亲属。它们是动物，而不是猎物，为人们提供肉食和原材料，使人们安居在田野和牧场。牧民投入的时间今非昔比，几乎全身心致力于动物的照料与保护工作，同时还要从事相关的谷物种植。这些新的责任几乎立刻造成了社会变革，人们开始依靠牲畜和农作物，扎根于业已形成的聚落社会。新的暗流在社会上涌动——继承权、放牧权和所有权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时，受人敬重的牲畜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社会工具，被人们用来缔结婚姻和其他关系。没过多久，它们就成了一家之主日夜牵挂的财富，并不可避免地成为威望和权力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