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传统社会的价值范畴，“五常”之一。这一概念在春秋时即已出现，但最早却可以追溯至商周时代。《尚书·商书》中说：“民罔常怀，怀于有仁。”认为百姓归心仁者。《尚书·金滕》中说：“予仁若考。”意谓我仁爱且敬顺祖考。强调的都是仁之美德。到了春秋时，孔子以这个被普遍认同的范畴来表达自己的一种人生境界。关于仁的内涵，孔子认为有两层：一是克己复礼；二是仁者爱人。《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也曾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又曾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中可见看出，究竟何者为“仁”，一直也是孔门师徒反复探讨的命题，没有精确的定义。在孔子看来，“仁者爱人”也好，“克己复礼”也罢，甚至恭、宽、信、敏、惠、智、勇、忠、孝、悌等传统美德，都包含在这一字之中。这样一来，“仁”成了一种道德的极致，成“仁”、成“圣”成为孔门的终极关怀。孔子论仁，在孔子之后，孟子在仁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仁政说，强调以仁政统一天下，进而治理天下。孟子曾对梁惠王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指称王。孟子力倡当政者施仁政，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与法家的“霸政”相对。将仁的学说施之于政治，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统社会的价值范畴，“五常”之一。“义”并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甚至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究竟什么是“义”，人们心中自有公认的尺度。孔子将“义”作为个人去就取舍的标准，提倡“见得思义”，“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一观念深为后世儒家赞赏，继而被发扬光大，成为伦理“五常”之一。此后，“忠孝”、“仁义”、“侠义”等随之派生而出。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就是“义”之典型，他对刘备忠心不二，擒获曹操后能念及旧恩网开一面；再比如，诸葛亮在刘备逝后，尽心辅佐幼主刘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水浒传》中，梁山群雄，侠义之士比比皆是，不分帝王子孙还是富豪将吏，他们所具备的除暴安良、扶弱济贫、仗义疏财等义举，在国人看来就是对“义”的最好诠释。“义”诞生于封建王朝，但它的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了时代的局限。
传统社会的价值范畴，“五常”之一。其最初是祭神的仪式，后来内涵扩展，指等级社会中体现尊卑贵贱的行为规范和仪式制度等。“礼”的范围甚广，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举凡祭神、宫寝、服饰、车马、仪仗及婚丧嫁娶，乃至举手投足间，都有具体的规定，以体现贵贱有别、尊卑有序。根据传统的说法，周公制礼乐，奠定了以礼为治的教化传统，而孔子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除了倡导以礼治国，更加注重修身。“不学礼，无以立”，“克己复礼为仁”都是孔子的名言，有其特定的道德内涵。作为封建“五常”之一，“礼”对人的视听言动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颇受今人诟病，觉得是对人性的扼杀、摧残，而“吃人的礼教”也因而成了著名的文学比喻，在近代作品中比比皆是。“五常”之礼，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然而事实上，人在社会中，必定不能事事我行我素。随着时代的发展，“礼”的内涵也在与时俱进，比如人们开始讲究接人待物的礼节，上下级之间的礼节及社交场合的礼仪等，少却曾经的枷锁，多的是文明的气息。
传统社会的价值范畴，“五常”之一。这里的“智”，不是佛家之顿悟，也不是科学智慧，而是道德智慧，即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儒家学者认为，具备了这种道德智慧，才能成为君子。如孟子认为，“智”为“是非之心”，人只要尽心，进一步充实自己的道德智慧，就能知性，知天，继而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孔子则将智、仁、勇三者并提：“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将其视作君子的美德。《礼记·中庸》对孔子的概括，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天下之达德”。
传统社会的价值范畴，“五常”之一。“信”，即诚实、不欺。被儒家视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起码准则。孔子教授弟子，“忠信”并提，他说：如果人没有“信”，就如同马车没有车轮，不能远行。曾子每日三省其身，其一就是“与朋友交往时守信与否”，意思是，你和朋友交往守信了吗？“信”还被孔子推及到治理国家的层面上，他认为，在“足食”、“足兵”与“取信于民”三者间，首先要“取信于民”。他说：“没有粮食，不过死亡，但人生自古准都免不了一死；而国家一旦不能取得国民的信任，就无法立足。”这种以诚信立国的观念，除了儒家，法家等门派也有主张。如著名的商鞅变法，其树立的就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威信。当然，相对于法家“南面立木，下设黄金”，儒家的“信”更侧重于君子品德的修为。到了汉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信”被列入“五常”。“诚实”、“不欺”作为一种社会公德，从此便被普遍认同了。
指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包括尊敬、扶养、顺从、送终、守灵等。中国人重孝道，将其视为一种传统美德。孝的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商周时期（其时的甲骨文中已出现了“孝”字）。到了西周，随着宗法制度建立，孝的观念被不断加强。实际上，国人奉行孝道，还有更深刻的人性根源，那就是宗教。古人信奉“灵魂”，认为先祖的在天之灵能保佑或降祸于子孙，所以孔子曾这样解释“孝”的具体内容，“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亦始终将“孝”作为其人生哲学的基点，其门下也以“孝”为仁之本。到了汉朝，统治者也力倡孝道，主张“以孝治天下”，连官员的选拔也要“孝”字当头。像我们熟知的“孝廉”就是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此后历朝历代都制定各种制度，来保证这一道德规范的实行。例如，至亲亡故，要奔丧、守丧；如果不孝，重者会被定罪，给以极严厉的处罚。古代流传下的关于孝行的文本像《孝经》、正史中的《孝义传》及《二十四孝》等，记载的都是如何实行孝道，在今天看来，有些内容不仅迂腐，而且不近人情，像“卖身葬父”、“卧冰求鱼”乃至寻死等，这些在古代青史留名的事，在今天看来并不足取。尽管如此，“孝”作为华夏民族的传统道德，已深入人心，虽然到了现代，有所淡化，但像祭祖、奔丧、守灵、戴孝及对团圆的讲求等，仍是不可动摇的。
传统社会的道德标准。在先秦时期，“忠”泛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如孔门弟子曾参每日三省其身，“第一省”即“为人谋而不忠乎？”意思是，为人做事，尽心尽力了吗？“忠”，就是“尽己之心”。到了汉朝以后，逐渐演变为臣民对君王的绝对关系。最早把“忠”解释为对君主绝对服从的是法家人物韩非子，他说：“人臣不要称赞尧舜禅让的贤德，不要赞誉汤武弑君的功绩，尽力守法，专心事主，这才是忠臣。”天下一统之后，“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出现了“君为臣纲”，王权的至高无上，君主的受命于天开始深植人心，下对上的绝对关系逐步确立。具体来说，就是臣民要对君王尊敬、崇拜、服从、献身、忠贞不二，等等。随着时代的变化，“忠”的含义也在不断扩展，对君王诚惶诚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又称“人伦”，是人与人之间基本的道德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即所谓“五伦”，在儒家看来，人类社会就是一张覆盖的网，由这五种关系编织而成，人就置于网下，应按部就班地生活，出了这五种关系就是大逆不道，与禽兽无异。孟子这样解释“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礼记·礼运》中则有“十义”的说法，“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是对孟子五伦说的进一步细化。“五伦”是儒家提倡的基本行为准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传统社会的道德标准。是治国的四大纲纪，又称“四维”，语出《管子·牧民》“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即“礼义廉耻”。又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危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欧阳修曾对管子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语倍加赞赏，还在《新五代史》中阐释说：“礼义是治人的大法，廉耻是立人的大节。不廉就会无所不取，无耻就会无所不为。人若寡廉丧耻，贪得无厌，灾祸就会接踵而来；若国家大臣寡廉丧耻，恣意妄为，那么国家必定会灭亡。”可以说，管子对“礼义廉耻”的认识不输以德治著称的儒家，与孔孟之道并没有本质差别。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名教（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该词出现是于魏晋时期，是以孔子的“正名”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名，指名份；教，指教化）即通过上述名分来教化天下，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等级制度。
“三纲”、“五常”二词最初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但是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它始于先秦时代的孔子。孔子先是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继而孟子又提出了“五伦”规范，“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董仲舒按照他的“贵阳而贱阴”的理论，在孟子观念基础上，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这位大儒认为，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最为重要，它们的主从关系永恒不变：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概括来说，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按照阴阳之道，君、父、夫为“阳”，臣、子、妻为“阴”。“阳”为主宰，地位尊贵，“阴”意味着服从，地位卑贱。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除此之外，董仲舒还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统治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物种，即在于人类拥有作为道德规范的五常之道。坚守五常之道，就会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从宋代朱熹始，三纲五常联用。从上述可知，三纲五常的观念，源自先秦，经孟子发展，成为五伦；到了汉代，孟子的五伦思想转型成为三纲五常，成了汉朝礼教文明的纲纪准则，这一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与政教制度。
出自《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是孔子倡导的人生修养要诀：少年戒色，壮年戒斗，老年戒贪。意思是，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血气也在不断变化，年少心性未定，血气方刚；到了一定年龄，养其志气，已不为血气所动。道德也随之越发完美。
“三从四德”是中国古代由儒家礼教对妇女提出的规范要求。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周代父权制婚姻家庭建立、男女尊卑界限明确之后，于是有了要求妇女“从父”、“从夫”、“从子”，服从男性的“三从”道德规范。而“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是女性实践“三从”时需要具备的礼仪、修养和操作技术。总而言之，“三从四德”要求妇女既要贤淑顺从又要高尚能干。
“三从”一词最早见于儒家经典《仪礼》，在讨论妇女为夫、为父服丧年限（为夫三年，为父一年）时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周易》则有妇女要顺从专一、恒久事夫的卦辞，并有夫死妇女要殉夫以及限制改嫁等要求。“四德”最早见于《周礼》，“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最初是对为了宫廷妇女进行教导，与“三从”连称后，即成了标准“三从四德”。具体来说，三从，“未嫁从父”要求没有出嫁的女子听从父亲的话，不违父命，还要在父亲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既嫁从夫”要求为人妻的妇女要跟随、服从丈夫，视丈夫为“天”，凡事都要敬重；夫死从子，夫死后，“从子”就是“从夫”的延伸，她不但要守节不嫁，还要抚养儿子成人，对成为一家之长的儿子遵从，大事由儿子做主。四德，“妇德”的核心是“贞顺”，即坚守节操，对丈夫忠诚，对所有族人要谦恭有礼；“妇言”是对妇女在言辞方面的规定，要求善于应对，说话得体，有一定的智慧和修养；“妇容”要求妇女质朴端庄，按时沐浴，服饰整洁。遇乱要从容镇定，居丧要悲哀有节等。概括来说，“三从”的教戒劝誉、“四德”的提倡培训和“七出”条规的威吓惩罚交互作用，逐渐规训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传统妇女之“美德”。随着时代变迁，父权对妇女的控制逐渐让位于夫权，夫家的利益更加重要，对妇女的种种规范愈加繁琐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