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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人喜欢精彩的表演，他们挤进斗兽场观看角斗士与狮子、鳄鱼和鸵鸟搏斗，像美国纳斯卡车赛的车迷一样挤满了罗马的大竞技场观看战车比赛，他们还热衷于举办音乐会和才艺竞赛。此外，一些有知识的罗马人甚至会去看著名的希腊医生给活猪做手术。
保守的罗马人不是会尊敬人的观众，他们蔑视医生，对希腊人持怀疑态度。一位著名作家认为希腊医学“关于道德堕落的指数……就像透明的衣服一样” [1] 。但是铭文显示，当盖仑（Galen）抵达罗马时才发现，75％的医生都是希腊人。盖仑本身是名人，是角斗士、皇帝的医生，同时他还有许多著作。但作为一名希腊医生，他面对着罗马人的偏见，这可能也使他愤愤不平。
盖仑的活猪手术是实验解剖学的示范，他知道有些神经控制感觉，有些则控制运动。通过系统的实验，他可以展示大脑神经通路上不同位点的损伤是如何影响感觉和运动的 [2] 。他做手术前会告诉观众接下来将发生什么：猪会一直尖叫，直到他切断猪的喉部神经，然后它就会安静下来，因为大脑的信号再也不能传递到声带了。
医学家盖仑向精心挑选的观众们（比如政治家和学者）展示，当猪的喉部神经被切断时，它的尖叫声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时，一位无礼的罗马哲学家亚历山大·大马士革（Alexander Damascenus）打断了盖仑的讲话。他说：“最具权威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控制人类思想和言语的是心脏而不是大脑。而且，猪和人是不同的，你的示范只能表明猪的大脑可以控制它的声音，但并不能证明人类也是如此。”
盖仑不愿意为粗鲁的怀疑者表演，生气地走开了。其他观众痛斥大马士革，并恳请盖仑回来继续讲授。于是，盖仑继续示范。
但大马士革提出了一个观点：猪和人是不同的。盖仑几乎每天都要通过解剖尸体来磨炼外科技术，但解剖人类是被严令禁止的——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盖仑就解剖动物，比如猴子、猪、绵羊、山羊和皇帝的宠物——大象。因此他的解剖实验是存在缺陷的，因为狗的子宫和牛的大脑与人类的不同 [3] ，他的许多结论都是错误的。但盖仑用逻辑填补了观察的空白，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几个世纪以来，盖仑的观点一直在影响着医生。
神经通过身体传递信号。盖仑发现，当猪的神经被切断时，由神经激活的肌肉就不再继续工作。
在体液学说中，四种基本体液中的每一种，都与组成宇宙的四种元素中的一种相关联：血液（湿和热）与气，黄胆汁（热和干）与火，黑胆汁（干和冷）与土，黏液（冷和湿）与水。
盖仑本人试图追随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的脚步 [4] ，为了让别人理解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依赖于希波克拉底的四种体液学说。体液是身体中的液体，古希腊的医生对于人体中体液的多少以及如何平衡体液以维持健康存在很大争议。在盖仑的时代，希波克拉底学派坚信人体只有四种基本的体液，即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盖仑的理论最终在欧洲盛行，为整个中世纪及后期的医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5] 。因此，数百年来，欧洲科学家和医生都认为：
宇宙由四种元素组成：气、水、土、火。
四种元素中融合了四种性质：热、湿、冷、干。
身体有四种基本体液：血液、黏液、黑胆汁和黄胆汁 [6] 。
基本体液也有四种性质，并与这四种元素相对应。
虽然这个理论是不正确的，但它非常有条理。
在成为中世纪最重要的医学权威的过程中，盖仑的理论被简化了，他的中世纪拥护者通常没有读过他用希腊文写的厚厚的书籍，而是读了用拉丁文或阿拉伯文撰写的概要。十几个世纪以后，当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和威廉·哈维等人根据盖仑著作的希腊原文将他的医学理论完善之后，他们重复了盖仑的实验方法并取得了新的发现，然后摒弃了他的理论 [7] 。
这幅18世纪的木版画描绘了与四种体液相关的四种性格。沿左上角的顺时针方向看，黏液代表冷漠无情，黄胆汁代表易怒，黑胆汁代表忧郁（抑郁），血液代表开朗、乐观。
史前医学依赖于超自然力量，他们认为疾病是由愤怒的神、鬼或女巫引起的。但随着文明的进步，并不是只有希腊人通过身体失衡来解释疾病的来源。
在印度，阿育吠陀医生是专业的医疗人员，而不是祭司。他们认为人的健康会受个人情况和环境压力影响 [8] ，并根据病人的身体检查和病史进行诊断和治疗。阿育吠陀经文（公元前600年—前400年）主要描述了一种体液系统，阐明了人体的健康和疾病是流经人体和世界的五种基本要素（地球、空气、火、水和空间）之间是否平衡的结果——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人就会生病。
中医的五行理论包括五个要素：木、火、土、金、水。
同样，公元前6世纪左右，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理论 [9] 。《黄帝内经》从影响五种基本物质平衡的因素，包括日常饮食、生活方式、情绪、环境和年龄等方面合理解释了人为什么会生病 [10] 。中医将这些理论沿用至今 [11] 。
这些文明是独立地发展出类似的概念，还是这些思想随着他们的贸易路线传播的？
如今我们知道这些理论对某些方面的解释是正确的，体液确实需要保持平衡，但不仅仅是四五种基本体液，而是50多种作为化学信使的激素。人体实际上是由遍布宇宙的各种元素以不同的组合构成的。古代体液学说是基于直觉和推测的，并不是数据，但它们含有真理的种子。
[1] Vivian Nutton, “Galen and Roman Medicine,” European Review 20, 4 (2012): 534–42.
[2] Charles G. Gross, “Galen and the Squealing Pig,” Neuroscientist 4 (1998): 216–21.
[3] Vivian Nutton, “Logic, Learning,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 S c ience, New Series 295, 5556 (2002): 800–01.
[4] John Scarborough, “The Galenic Question,” Sudhofs Archiv 65, 1 (1981): 1–31.
[5] Vivian Nutton, “The Fatal Embrace: Galen and the History of Ancient Medicine,” S c ience in Context 18, 1 (2005): 111–21.
[6] Scarborough, “Galenic Question.”
[7] Nutton, “Logic, Learning,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
[8] Daya R. Varma, “From Witchcraft to Allopathy: Uninterrupted Journey of Medical Scienc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1, 33 (2006): 3605–11.
[9] “Origins &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Sacred Lotus (2001–2015), www.sacredlotus.com/go/foundations-chinese-medicine/get/origins-history-chinese-medicine.
[10] “Origins &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Wikipedia, “Huangdi Neijing,” en.wikipedia.org/wiki/Huangdi_Neijing.
[11] Donald M. Pachuta, “Chinese Medicine: The Law of Five Elements,”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Quarterly 18, 2/3 (1991): 4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