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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是一门古老的艺术，虽然尚未发现关于医学史起源的记载，但在文字出现的几千年之前，人类已经能够照顾病人并治疗疾病。苏美尔和埃及的医生试图用他们自己的处方和赶走恶魔的仪式来让病人恢复健康，但这样做很难找到有效的方法。在古代，医学被认为是神授的，且由备受尊敬的权威人士和医生传承下去，通常他们希望病人相信这是一种古老的治疗方法，能有效治疗疾病，而不会说这是自己的一个新发现。
什么是发现？是一个创造性的飞跃、一个完全成形的新思想吗？还是一种观察始终存在的事物的新方式？对事物的发现必须依赖于对其深刻的了解，就像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一直在思考如何不将金冠融化就能测量出金冠的体积。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有一天，他洗澡时浴缸中的水溢出来了，他脑中灵光一现，才有了后来著名的阿基米德原理，也就是可以用替代的方法，通过量取等量水的体积而得到所测物体的体积。
这个“尤里卡时刻”的故事流传至今，因为我们都愿意相信，新的发现源于偶然和天才之间的碰撞。就如威廉·伦琴（Wilhelm Röntgen）恰好注意到余光所视的光线闪烁，由此发现了X射线；勒内·雷奈克（René Laennec）因为看见孩子们玩耍而发明了听诊器；奥古斯特·凯库勒（August Kekulé）梦见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而发现了苯分子的六碳环结构。但尤里卡时刻是在发现了一些无法理解的事件之后，试图用各种方法对其进行解释，最后通过一种新的思维过程来解释所有观察到的事件。
无论是突然的灵感还是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验，古代的发现大多经历过被遗忘和被重新发现的过程。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今巴基斯坦）人大力发展卫生设施，他们的工程师对污水的管理比后来的罗马人更好（他们的房子设有室内管道）。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保护人类免受疾病侵害吗？很可惜，大约公元前1800年，他们的文明被干旱、饥荒和气候变化毁于一旦。而生于1800年的“英国公共卫生之父”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在英格兰发展卫生设施——虽然他那时还不知细菌为何物，但他确定这些污水会影响人类健康。那么到底是谁创造了卫生设施？哈拉帕人还是查德威克？
即使文明之间存在某种连续性，历史发现也可能会消失。欧洲的罗马军队外科医生都知道伤口消毒、器械消毒以及血管缝合，也知道适当的废水管理、通风和防蚊措施对预防疾病的益处。但随着罗马帝国的陨落，这些医学知识也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欧洲在医学和其他领域都形成了一系列全新的思想体系，进而演变成了一种文明。
在威廉·哈维发表关于血液循环的论文4年后，伦勃朗（Rembrandt）于1632年绘制了《尼古拉斯·特尔普教授的解剖课》（ 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 Tulp ）。科学方法被人们广泛接受之后，将彻底改变西方医学。
新的发现所造成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发现血液在人体内循环，而早在300年前的大马士革，伊本·纳菲斯（Ibn Al-Nafis）在1242年也有同样的发现（有趣的是威廉·哈维并不知道伊本·纳菲斯），所以这到底是谁的新发现 [1] ？但是哈维的发现对现代医学影响更大，因为他是在科学新兴的17世纪的欧洲提出的这一发现，在这个时代，人们对观察自然现象和设计实验都非常感兴趣，所以他们很快在哈维新发现的基础上将其推向前进，因此这一发现并没有被遗忘。
相比之下，许多新发现由于不符合当时的理论而被人们忽略和拒绝。1881年，古巴医生卡洛斯·芬莱（Carlos Finlay）发现黄热病是由蚊子传播的，但是直到20年后才有人相信他。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看了芬莱的论文，并重复了他的研究——虽然他提到了芬莱的研究，但是人们还是将他作为蚊媒疾病的发现者。同样，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了青霉素、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发现了遗传规律，但是他们的发现在当时一直被忽视，直到后来的学者认识到了这些发现的重要性。匈牙利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因为坚持认为产褥热是通过医生不卫生的手而传播，几乎被排斥为异类，如今，医生们都已戴上了手套。
人们对新的发现持怀疑态度是自然的，毕竟医学是一门生死攸关的学科，让人们抛弃历史悠久的治疗方法和理论去支持新的见解是存在风险的。例如，我们很难判断新的癌症治疗方法是否比现有的方法更有效。
在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时代，所有医生都确信疾病是四种体液的不平衡所致——包括血液、黏液、黑胆汁和黄胆汁，而治疗疾病的方法则是通过使病人出血、呕吐和排便来消耗过量的体液。当华盛顿呼吸困难时，他最年轻的医生原本想尝试气管切开术，打开他的气管，但传统观点占了上风，因此，华盛顿最后几乎被放了一半的血液。有时候，发现不起作用的东西也是有价值的，在本书中就记录了不止一个失败的发现。
另一方面，与那些乐于分享学习和思考心得的同事合作是一件趣事。像波斯的荣迪沙帕尔和意大利的萨莱诺这样的学习中心，通过充当才智孵化器来鼓励人们去发现；中世纪的阿拉伯学者保护并翻译了古希腊的知识，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究；而在19世纪，科学家们争先恐后地发现新事物，都希望自己是最早的发现者，比如法国的路易斯·巴斯德实验室和德国的罗伯特·科赫实验室就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有人说，只有时间才能检验一个新发现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因此，在20世纪，我们编制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 DSM ）来标准化精神病学用语，以便进行研究（DSM是一份947页的共识文件）。遗憾的是，《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 DSM-5 ）中没有出现以下诊断方法：生物标志物、突变以及影像技术，比如X射线、磁共振成像（MRI）或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 [2] 。因此，DSM用于治疗精神失常近1个世纪之后，可能最终会像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的盐、硫和汞理论一样，被淘汰进历史的垃圾箱。另一方面，帕拉塞尔苏斯也率先提出了疾病是由外在因素导致的，这一观点后来演变成疾病微生物理论。
[1] Azizi, M. H. e t al ., “A Brief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Circulation of Blood in the Human Body,” Archive of Iranian Medicine 11, 3 (May 2008): 345–50.
[2] John H. Krystal and Matthew W. State, “Psychiatric Disorders: Diagnosis to Therapy,” Cell 157, 1 (March 2014): 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