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之争

近些年大陆持续的文化热点并不多，国学却是其中之一。电视上大开讲坛，品三国、论孔子、说红楼，其出版品亦往往热卖。学校则开办各式国学班，或融历史于管理之中，或撷取古人智慧以供商战之用。流风所及，民间人才培训机构也大谈中国式管理。青少年部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据云十年前就已有七百万人参加。依国际儒学联合会的估算，被各种途径普及儒学的青少年超过一千万，其背后还有二千万家长与教师参与。这种推估，证诸各城镇县市林立的书院、私塾、儿童读经班、国学班、才艺教室，可说毫不夸张，人数只多不少。

文化现象上的热点，其实常伴随着争议，而此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儿童读经。2006 年胡晓明所编《读经：启蒙还是蒙昧？——来自民间的声音》收集了五十多篇争论，网络上的帖文还不知有多少。到底读经是启蒙还是蒙昧呢？不只知识分子在争辩，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也很头疼，大家都想知道这个答案。

“国学热”中其他问题或许更值得讨论，但论者集矢于读经，铺陈理据，申说然否，除了因涉及儿童教育，易于牵动关怀之外，这个论题还具有总摄所有国学现象的作用。

因为：假如读经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行，那么其他各种国学活动也就都不用办了，这不是去批评谁说《论语》行不行那一类争议所能比的。

同时，这个论题不只涉及眼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恩怨情仇，纠缠了一个世纪，碰到新世纪的读经现象，当然会再度爆发。现在的争论，其实正呼应着历史上曾有的读经之争。

早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年学部所拟《奏定学堂章程》中就已经提到当时社会上已弥漫着一股废经灭古的风气，“唯恐经书一日不废”。政府对此风气深感忧虑，故规定：“中小学堂宜重读经，以存圣教。”

古代中国人自幼受教，无不读经，读经从来就不是个问题。可是晚清的局势，使人体会到再读这些老古董，恐怕即要亡国灭种了，欲求富强，唯有废经。

喔，不，准确地说，乃是抛弃旧经，改习新经，向西方寻找真理，开始读洋经。当时大家就多觉得：读洋经，学西方，才是进步的、开明的，继续读中国经典则是保守落伍。如清政府那样，规定中小学读经，便是保守势力对新趋势的反扑。

这种读经与废经的争论，此后便一再反复上演。

宣统三年（1911 年）四月，初等小学的读经一科即已废了，民国肇建，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更明令小学废止读经。

民国四年（1915 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时，虽提倡孔教，恢复读经，但袁氏垮台后，其《教育纲要》就遭废除了。

直到民国十四年段祺瑞为执政时，章士钊担任教育总长，才又决定读经。可是章旋去职，此案亦未实施。

民国二十年南京开国民大会时，也有提案主张列经书在课本中，然也没结果。倒是湖南、广东等省，下令中小学读经，一时蔚为风尚，颇令主张读经者鼓舞。唯人亡政息，乃亦不了了之。

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读经之议，自然也就偃旗息鼓了。

综观整个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由晚清到上世纪末，中国的总体动向是求新求变以救亡图存。因此反对读经者占了主流优势，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附和或主导这个趋向。

认为中国救亡图存亦不可因而忘本的人士，在形势上居于劣势，在语言上也颇吃亏，因为他们往往也反对白话文，故其主张读经的论点不仅读来缺乏新鲜感与时代气氛，也难以喻众。

不过民国二十三年前后，情况略有不同。前文说过，民国二十年国民大会已有人提案主张读经了。民国二十三年政府通令全国恢复孔子诞辰纪念，且派人亲临曲阜祀孔，又重修孔庙，优待圣裔。这代表原先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气氛及其相关政治力量有了些改变。

民国二十四年一月，萨孟武、何炳松、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更可显示社会上对于“向西方寻找真理”这个路向已有成气候的批判力道。

这个宣言，冯友兰曾猜测它是国民党授意的。这当然不是，不过国民党确实已从本来支持废经的立场转而向读经倾斜，当时主持文宣工作的陈立夫，就比较支持读经，整个党也较倾向《宣言》的态度。

形势如此，民国二十三年七月，许崇清发表文章反对中小学读经，他在广东省政府中省府委员的职位就被撤掉了。民国二十四年一月，胡适去香港接受学位时，因在演讲中反对广东省政府规定中小学生读经，结果原先在广东已约好的演讲也被迫取消了。中山大学教授古直还通电声讨胡适，请求广东政府课以极刑。因此可说这是晚清以来读经与废经双方最势均力敌、足以对抗的时代。

在这段时间，有一部文献，甚能凸显这种对比的张力，而可供今日吾人参考。那就是民国二十三年何炳松主持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时，发函给学界专家，咨询对于读经的看法，并将意见七十余篇编辑成的专刊——《教育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五期，1935 年出版。

何炳松的专业是西洋史，但我说过，他的文化立场乃是中国本位的。因此他编这个集子，虽貌若多元，将所有回函分成赞成、反对、相对赞成或相对反对三大类，并提倡开放、平心静气地讨论。可是在分类之前却引了一大段国民党大佬张群对他说的话，谓中国几千年来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故一直有中心思想，晚清与西方接触后，这个中心思想才动摇，新文化运动更是摧毁了它；唯摧毁了旧的，却没建立起新的，西洋思想纷至沓来，弄得大家彷徨歧路，至为烦闷云云。这段话，其实就表示了何氏自己的态度。

虽然如此，却不影响这个专辑的内容。专辑里的论者，涵盖了当时教育文化界各派意见领袖，因此所论不管正反，各方均极具代表性。赞成读经与反对读经的理由，跟今天也差不了太多，有不少还讲得较今人持论深入，故至今仍甚值得参考，不仅因它具有历史意义而已。

例如由各文章所叙，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年读经之争的对立有多么严重。古直等人想把胡适杀了，以儆效尤，反对读经者又何独不然？钱基博说他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去上海的高等教育问题讨论会时，因提案尊孔读经，大受与会诸大学校长揶揄，谓其“不成话说，不意今日而尚有此不成问题之提案”，对之嬉笑怒骂。

可见反对读经者视提倡读经者为顽固、保守、落伍；主张读经者认为反对读经的人是数典忘祖、斫断民族命脉，彼此都瞧着对方极不顺眼。这样的态度，其实到今天也没什么改变。反对读经者，说提倡读经是“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主张读经者则痛批 1912 年废除读经是“经书之厄，甚于秦火”，所以要对儿童重新启蒙。

情况之所以如此，在于大环境结构类似。中国目前基本上仍处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可是在经历过摧毁传统式的激进方法后，社会上又出现了应正视传统文化的呼声。这跟当年的情境是颇为类似的。2004 年许嘉璐、庞朴等人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不就恰好与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论调相似吗？

当然，这也不能说几十年来我们还在兜圈，跟当年一样，没啥进步。而是透过这些论争数据的对比，我们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历史处境。在读经争论的历史对照中，也更能看清自己的位置，并思考争论的出路。

昔年的读经争议，背后其实一直有着政治力量的角力。清廷倡读经，国民党便废读经；反国民党的势力乃又倡读经，如袁世凯、孙传芳及上文提到的湘粤各省军阀都是。

反对读经者辄讥讽这些人根本不配提倡读经，或直指他们是军阀，批评主张读经者依附政治势力。但实际上，反对读经的人靠不靠政治力量呢？一样也靠。当时周予同说：“现在我们实际上是在反袁的政治系统的国民党统治之下，我不知何以又有读经的必要。”正透露着反读经人士倚国民党为奥援的心理。

扩大来看，这也是昔年文化工作者十分普遍的思维或现实，须借某一政治势力才能成事。

如梁漱溟办乡治，原先就依托广东的李济深。李济深不就因推动读经而备受自命开明的反读经人士之讥嘲吗？广东政局改变后，梁又去河南，在韩复榘支持下办村治学院。中原大战后，韩氏转任山东主席，梁亦转往山东办乡村建设研究院。若按反读经人士之逻辑，这岂不是一直仰赖着军阀的势力吗？

但问题不应如此看。坏人亦可能干了好事，论事析理，不当以人废言，亦不能以人身攻击来转移问题。其次，当年想做点文化上的事，没有政治上的支持，恐怕是不成的。此理，放在今天看，大概也是如此。

再从政治角度说，一个政党或政治势力，虽说主要靠合法或非法的暴力来维持，但赤裸裸的暴力并不足以确立其合理性。因此它都需要有文化政策与文化施为来涂泽说明之。每一政治势力，皆需假借一套文化语言来表述自己，就是这个缘故。政治势力支持某一文化立场，而反对另外一些主张，遂亦成为实际上必然发生之事，避也避不开。文化人因势或趋势，以推动自己的文化理想，因而也是必然的，无可厚非。

不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治势力不尽可恃。有些时候，所依凭的政治势力垮了，文化事业遂也付诸流水，搞不好还要作为代罪羔羊，挨批挨整；有时候政治利益改变，政治势力所支持的文化政策及措施便也会幡然改途，令文化界讶今是而昨非。如认为国民党将一贯支持新文化运动、反对读经的人，发现国民党已转而提倡中国文化本位，必会感到错愕那样。

因此，通过当年这些论辩，足以让我们看清知识界文化人在推动文化事业时应有的分际，避开运用政治力以达致理想的魅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