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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报纸的历史与外人的治外法权的特权之享受有密切的关系，在这种特权保护下，与这种自治的外侨居住地内，中国的报纸才能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要素”。这虽然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历史悖论，却无法否认。外国人在上海租界创办的中文报纸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首推1872年面世的《申报》，其次就是20多年后出现的《新闻报》，这份1893年由英国人创办的商业报纸是最早经济独立的中国报纸，1899年由美国人福开森出资购买，聘汪汉溪为总理，他主持报馆20多年（直到1924年11月积劳成疾病故），事必躬亲，经济独立是他抱定的办报宗旨。由于经营得法，声誉和《申报》不相上下，物资设备也能与其并驾齐驱，发行量最高达20万份。
在近代报业中心的上海值得一说的还有1904年6月狄楚青创办的《时报》，他聘陈冷、雷奋等为编辑，悉心研究新闻报纸的改进，以独创的体裁横空出世，以“对开四版、两面印刷”的崭新形态在中国报业中心——上海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令人耳目一新，第一次使报纸与刊物在形式上分了家，说是革命性的创造并不过分，为其他报纸所纷纷仿效。在它的示范下，其他一切报纸都无法再墨守成规，只能力求改进。
虽然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鼎力支持（康先后出了7万捐款，梁亲自筹划创刊），但《时报》挂的是日商的牌子，由梁启超手订的“发刊例”第一条即主张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主张“有闻必录，知错必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近百年前，在中国报业史的少年时代，他们就懂得了这些早为西方报史所反复证实的原则——不局限于一党的喉舌，而是着眼于公正、客观、真实。陈景韩署名一个“冷”字的社评，是有锋芒的，有一次狄平子给他看一封康有为的来信，责备他的文章，竟像是革命党写的。《时报》做出这一选择，康有为的保皇会少了一个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质的新闻报纸。1907年9月，康门弟子徐勤写给康有为的报告，满纸都是对狄平子的批评，以及对梁启超的抱怨。我们不得不感谢梁启超当年的远大眼光，正是他确立了《时报》的路向，狄平子则忠实地守护了这些准则。
没有一张报纸像《时报》那样长留在少年胡适的心中，他从故乡安徽到上海求学2个月后，《时报》就诞生了，17年后他还深情地自称“我这个同《时报》一块长大的小时朋友”，他回忆起当年读到《时报》时的激动和美好：“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我当时把《时报》上的许多小说诗话笔记长篇的专著都剪下来分粘成小册子，若有一天遗失了，我心里便不快乐，总想设法把它补起来。”从14岁到19岁，那6年正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时期”。我们完全可以说，《时报》对少年胡适的震撼、启迪、熏陶和滋养，是他成为精神巨人的重要源头之一。
《时报》浸透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凝结着无数海外华侨对祖国的热忱，正是他们哺育了这份具有近代气息的日报。它提倡教育，注重文艺，首创“时事短评”，“替中国报界开了许多先路”，它不仅以其短小犀利的时评和精彩的通讯革新了文体，赢得了读者（黄远庸为《时报》写的“特约通信”脍炙人口，这一形式也是《时报》开创的），而且“如专电及要闻，分别轻重，参用大小字，如专电的加多等等，在当日都是日报界的革新事业，在今日也都成为习惯，不觉得新鲜了。”
毫无疑问，《时报》“打开了报界的新机”。狄楚青自称“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耳。”这是他努力的主要目标。这张报纸出现在世纪的地平线上，“能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为当时的青年所欢迎，迅速成了“中国知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是胡适的《十七年的回顾》说得好：
“第一、《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的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
“第二、《时报》在当日确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学兴趣……那时的几个大报，大概都是很干燥枯寂的，他们至多不过能做一两篇合于古文文法的长篇论说罢了。《时报》出世以后，每日登载‘冷’或‘笑’译著的小说……《时报》当日还有平等阁诗话一栏，对于现代诗人的介绍，选择很精。诗话虽不如小说之风行，也很能引起许多人的文学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