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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炮火震碎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天朝大梦。虽然腐朽的专制政权和国人依旧沉睡未醒。但那一刻开始中国的确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处于世界之外的可能性再也没有了，报纸这种西方文明的新鲜事物开始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最初的报纸基本上是外国人办的，局限于港、澳、上海等地，个别中国人逐渐也开始接触这一陌生的行业，如1872年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办的《申报》、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等。
如果按照中国几千年的老路重复下去，我相信永远也不可能诞生新型的作为言论自由载体的报纸。19世纪末，甲午战争的惨败给整个中国上上下下造成的震撼是史无前例的。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或维新派）就出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意识到了近代报纸的作用，第一次运用这一全新的载体来传播自己的改革思想。如果说康有为锲而不舍地上书、写折子走的还是传统的老路，他们办学会、办报纸就是一条新的道路。《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等应运而生，虽然多数报纸出世不久就夭折了，但如汪康年、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旬刊生存时间就比较长，共出了六十九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天津《国闻报》影响也较大，甚至打着日本人的旗号，详细报道了百日维新被血洗的消息。经过维新派的努力，在光绪帝颁发的改革举措中就有允许官民办报的一条。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第一篇言论即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流亡日本期间所办的《新民丛报》等也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面貌）。
慈禧太后将改革的事业扼杀在血泊之中，曙光初露的言论自由也随之夭折。从那时以来，尽管北洋军阀、蒋介石和国民党打着形形色色的旗号，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恐惧却如出一辙。整个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史也是一部不断地争取言论自由的历史，这条路上洒满了先行者的鲜血、汗水与眼泪，沈荩被清廷杖毙，少年邹容惨死狱中，死于陈炯明之手的陈听香等，死于黎元洪之手的凌大同等，死于张宗昌等军阀之手的邵飘萍、林白水等，死于国民党之手的刘煜生、史量才、杨潮等。还有无数人献出了宝贵的青春、自由，因争取言论自由而遭受牢狱、流亡、失业、逃亡等各种各样的灾难……这一理想成为一道未做完的练习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