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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计篇》）
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谋攻篇》）
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
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形篇》）
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篇》）
战国时期田忌赛马的故事，可谓是流传广泛、家喻户晓。当时，齐将田忌与齐威王赛马，田忌用自己的上等、中等、下等马分别与齐威王的上等、中等、下等马比赛，结果屡赛屡败。后来，田忌听从孙膑的计策，用上等马与齐威王的中等马比，用中等马与齐威王的下等马比，用下等马与齐威王的上等马比，结果以二比一获得胜利。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在对抗性角逐中，没有实力不行——田忌败于齐威王就是因为实力不济；但是，只有实力，不懂谋略也不行——齐威王败于田忌就是因为谋略失着。
战争亦是如此，它不仅是作战双方实力的对抗，也是智谋的较量。实力与智谋，是获得战争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兵圣孙武对此有着深刻认识。他既是一位实力论者，又是一位谋略大师。大家一般认为《孙子兵法》是讲谋略的，即诸葛亮所谓“战非孙武之谋，无以出其计运”。这话当然没有错，但是并不全面。因为《孙子兵法》固然重谋略，可又不仅讲谋略，也非常注重实力。它跟《三十六计》最大的不同，就是《三十六计》纯粹是玩“空手道”，做无本钱的买卖，而《孙子兵法》却强调谋略的确重要，但是必须以强大的实力作为基础。没有实力，谋略也成了空摆设，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用，所以在孙子看来，两者要有机地统一起来。
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孙子是谋略与实力并重的。一方面，他认为用兵打仗要运用谋略，做到四两拨千斤，即“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计篇》），“运兵计谋，为不可测”（《九地篇》），他还主张“上兵伐谋”“兵以诈立”，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重视实力，认为双方实力的对比决定了战争胜负的最后归属：“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孙子把实力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并对如何加强自身实力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从而形成了谋力并重的兵学特征。综观《孙子兵法》全书，都是围绕着实力与谋略这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的：一是如何壮大自己、削弱敌人、以镒称铢的实力问题；二是如何因敌而变、避实击虚、出奇制胜的谋略问题。
孙子这种辩证思想方法论，对我们今天从事任何工作都是有启发意义的：参与现代社会竞争既要讲竞争艺术，运用智慧角逐于人生舞台，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创造机遇；同时也要注重自身实力的积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在残酷的人生竞争中牢牢地立于不败之地。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最深刻的哲理往往是最朴素的。返璞归真、大智若愚是真正有大智慧的象征。孙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善于用最浅显的道理、最明快的语言，阐述最精深的道理。不故弄玄虚，不贩卖名词，是他的兵法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风靡数千年并传播海内外的奥妙之所在。在这种境界面前，那些动辄祭起不知所云的“话语”“范式”法宝，扯虎皮作大旗的“后现代”理论家们实在应该脸红耳烧才对！
用兵打仗先要算计，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但是，计算哪些细目，怎样进行计算，却大有讲究，差别太大了，这叫作“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一类是占卜算卦、装神弄鬼的巫觇祝史，他们的算法最原始却最神秘，即通过灼烧乌龟壳或者排列蓍草的方法预测战争的吉凶，揣度胜负的归属。《史记·龟策列传》称它是“灼龟观兆，变化无穷”“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此外，星占、五行占、梦占、六壬、遁甲、太乙等，也是这一类算法中的支派衍流。这种算法通常叫作“卜筮”，主要流行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时期，显然是古代宗教迷信观念在军事预测领域的反映。它靠主观想象，牵强附会，随意比附，表面上幽深奥妙，实际上却荒诞不经，与其说是预测胜负，不如说是在撞大运，算不准可以文过饰非，偶尔碰巧凑上了则不妨大大吹嘘一番。先秦时期，这类算法曾风靡千百年，秦汉之后，虽然风头不如以前强劲，但是在打仗的指挥官那里还是很有市场的。如“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的“兵阴阳家”，俨然成为兵学四大宗派之一，《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亦人亦神，《水浒传》中的公孙胜撒豆为兵，以及李淳风、袁天罡、刘伯温等人的神奇莫测，便可知用“卜筮”预测战争前景对于古代人来说，犹如“芝麻开门”的魔咒一样，始终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对当时的人的这种无知愚昧，我们可以悲悯，却无法改变。
儒家有关战争成败的算法最富道德正义感，但同时也较为天真。在文圣人孔子和他的接班人“亚圣”孟子看来，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道义，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归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而道义的核心，是民心向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要收拢民心，取决于行“仁政”，搞“德治”。这是最强大的精神原子弹，威力无比，任凭你有强大的军队，任凭你有快刀利剑，遇上我“仁政”这杆大旗，一定溃不成军！用孟子的话说，便是“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可惜的是，历史上没有用空洞的道德仁义打赢战争的事例。那位憨态可掬的宋襄公曾经想这么玩上一把，结果没有玩成倒先把性命赔上了。由此可见，这种有关战争的算法需因时因地而变。
法家的算法则是注重力量，迷信武力。它关于战争胜负的计算公式是，谁农业搞得好，经济强盛，谁就能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有了强大的军队，加上用严刑峻法约束将士，用钱财官爵鼓励将士，那么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就没有攻不下的城池，就没有征服不了的国家。在积极主战的法家眼里，战争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是统治国家、稳定秩序、发展实力的捷径，须臾不可离，片刻不可少，可谓“拳头出真理，刀剑定是非”。应该说，法家的算法最是坦率、简洁，没有虚与委蛇的矫情，没有欲说还休的扭捏，而是直奔主题、实话实说。它无疑有一定的道理，至少比巫师神道的算法要准确，比儒家的算法要真实。然而，正如常言所说，真理越过一步也就变成了谬误。法家算法的致命伤在于单纯迷信军事实力，而忽略了制约战争的其他要素，如民心背向、政治教化等。所以，这样的做法也许能暂时得天下，所谓“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但往往因其后患过多而无法长久维系，免不了“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从根本的战略利益衡量，法家有关战争胜负的算法同样存在着问题。
孙子的算法与上面所说的各家算法都有不同。作为兵家的真正创始人和代表者（姜太公虽被后人尊奉为兵家“本谋”，但他有实践而无理论体系传世，只能算作是兵家之先驱），孙子的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人文传统中的理性精神：不懂兵道，不会打仗，那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家就会杀上门来欺负你，生命财产难以保全，政权社稷危若累卵。但是，打仗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既不轻松，也不愉快，它意味着鲜血滚滚流淌、财富灰飞烟灭。所以孙子提出了一个既能正视战争现实，又能减轻战争灾难的战略预测方案——不同于巫史神祝的猜谜游戏，也不同于法家对暴力的迷信，更不同于老子、孔子的道德空谈，有的只是最普通、最平凡却又最实用、最高明的计算公式。
孙子重视实力，把实力作为预测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他提出了预测战争胜负的“五事七计”法。所谓“五事七计”法，具体地讲，就是从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着眼，通过对敌我七个方面的具体比较，从而对战略态势优劣做出正确的评估，在此基础上对战争的可能结果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好自己这一方的战略决策。这叫作“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要素，孙子概括为：道、天、地、将、法。“道”是政治条件，就是国内政治清明，上下和谐；在战争问题上，高居庙堂的统治者和身处草莽的老百姓形成共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至少也要做到不唱反调，不能有意作梗。“天”与“地”，都是讲战争的自然环境，要拥有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把握住战场的主动权。“将”讲的是军队的统帅问题，将帅作为一支军队的灵魂，他的素质、才能直接关系着军队战斗力的发挥，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置将不善，一败涂地”，所以它理所当然地成为衡量双方军事实力、预测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至于“法”，同样十分重要，合理的编制、有力的保障、适当的赏罚是任何军队从事军事活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我们很难设想，一群乌合之众能在没有法纪的约束、做不到令行禁止、单凭血气之勇的情况下成就大事。从这个角度，三国时期的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才这么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孙子把健全军队法制看作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
近代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不朽之作《战争论》中，曾把“决定战斗的运用的战略要素”区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他指出：“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流血的方式和破坏的方式进行的较量。最后谁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
孙子的“五事”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克劳塞维茨所列举的战略要素，进入了宏观的大战略思维层次，既考虑到物质因素，也注重精神因素。美国著名战略学家柯林斯说，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如果单凭武力，那将是十分愚蠢的。只有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外交、社会全方位地配合起来，有机结合才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孙子的“五事”衡量法，说到底就是一门正确运用“国家力量”的艺术和科学，立足于军事，又不局限于军事，而是讲道、天、地、将、法等综合因素。孙子的“五事七计”法，印证了一条普遍的战争原则：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为全局能决定局部的成败与得失，而局部的成败和得失有时并不能对全局起决定性的影响。孙子“五事”的奥秘正在于用全局的角度来审视战争。
如果说“五事”的重心在于战前全面了解敌我双方的基本战略要素，那么，孙子讲“七计”的宗旨则在于对这些战略要素的优劣进行仔细的考察比较，“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计篇》）看一看究竟哪一方的君主政治更清明？哪一方的将帅素质更优秀、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法令更能够准确地贯彻执行？哪一方的武器装备更坚利精良？哪一方的士卒更训练有素、骁勇善战？哪一方的赏罚更公正严明，可以令行禁止？正确地估量敌我双方的态势，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做出正确的决策，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
韩信著名的“汉中对”是对孙子“五事七计”理论的一个很好的实践。秦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西楚霸王项羽凭借实力号令天下，大封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统治巴蜀、汉中等偏僻之地。楚汉相争，谁将执天下之牛耳？面对楚强汉弱的现实，“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以战略家的深邃眼光对楚汉战争进行了预测。
韩信既是能谋善断的谋士，又是统兵作战的良将。韩信始随项羽，不被重用，后转投刘邦，对楚汉战争的基本态势和发展趋势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既能看到楚强汉弱的客观现实，肯定项羽在诸多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同时又能够透过项羽表面的强大看到其致命的弱点；既能看到刘邦虽然兵力上相对弱一些，又能看到他在政治上拥有的真正优势，从而为刘邦制定了正确的战略。
韩信认为项羽的优势有三方面：一是骁勇善战，“喑恶叱咤，千人皆废”；二是“霸天下而臣诸侯”，地盘广大，实力雄厚；三是对部下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项羽的致命缺陷主要有六点：一是刚愎自用，“不能任属贤将”，乃“匹夫之勇”；二是吝惜封赏，只有“妇人之仁”；三是“背义帝约”，失信于天下；四是任人唯亲，“以亲爱王，诸侯不平”；五是在地理上“不居关中，而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六是诛杀无度，“所过无不残灭”，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由此得出结论，“其强易弱”。刘邦的优势是：遵诸侯之约，先入关中，理应为主，却被项羽逐入汉中，秦民怨恨项羽而同情刘邦；刘邦入关后，与民约法三章，深得民心拥戴。在此基础上，如能反项羽之道而行之，任天下勇武，封赏功臣，就会转弱为强，无往而不胜。这就为刘邦战胜项羽提供了可靠保证。通过对敌我双方的综合比较，韩信预见了刘邦由弱转强、统一天下的乐观前景：“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为处于逆境之中的刘邦树立起必胜的信心。
韩信在正确分析和科学预测楚汉战争的基本态势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为刘邦争夺天下、完成统一提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战略规划。刘邦遵循韩信提出的既定战略，“部署诸将所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攻入关中，又经过数年的血腥征战，转弱为强，最终大破楚军于垓下，迫使曾经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夺取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在累累白骨上建立起强盛的西汉王朝。
孙子“五事七计”理论的另一个例子是东汉末年曹操抗击袁绍的官渡之战的战略决策。东汉末年，在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了袁绍、曹操两大军事集团。两雄不能并立，双方的决战宛如箭在弦上，势在必行。到了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左右，袁绍已经基本占有了黄河以北的全部地区，拥兵数十万，麾下谋士成群，猛将如云，处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战略地位。他踌躇满志，顾盼自雄，决定同曹操豪赌一把，遂集结起冀、并、幽、青诸州十万精兵，计划执行南下进攻曹操大本营许昌的方案，以实现其吞并中原的目的。这一消息传到许昌，曹操不敢怠慢，马上召集部将商议，认真计算，仔细筹谋，制定应付袁绍进犯的具体对策。曹操胸有成竹，一针见血地指出袁绍一方的致命弱点：袁绍志大而缺乏智谋，色厉而胆略不足，易猜忌而没有威望，兵多而不善指挥，将骄而各存私心，土地和粮食虽多，但都是为我准备的，不过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罢了。谋士荀彧也指出：袁绍兵员虽多但不整治，谋士田丰刚正不阿且经常犯上，许攸贪婪且不够聪明，武将审配专横而缺少谋略，逢纪果断但没什么用，这些人彼此不能相容，必生内变。大将颜良、文丑是匹夫之勇，可以一战而擒杀！
曹操和他的部属们从双方主帅、将领、政策、武器装备、士兵素质、组织纪律，以至赏罚等各个方面做了详尽的对比分析后，一致得出这样的结论：双方战争的整个形势有利于自己一方而不利于对手袁绍。在这一战略预测的基础上，曹操最后果断做出决定：集中兵力，抗击袁绍来势汹汹的进攻。于是，官渡决战的帷幕就拉开了。在战争过程中，曹操根据既定的战略方针，灵活主动地打击敌人，通过乌巢烧粮的奇招，一举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终于夺取这场战略决战的胜利，进而统一了中原地区。显而易见，曹操之所以在官渡之战中笑到最后，是因为他遵循了孙子“五事七计”的战略预测和运筹思想，在战前算得精细、高明。
还有一个例子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国主苻坚发动淝水之战的战略决策。公元383年，苻坚自恃兵多将广，不顾群臣阻谏反对，亲率数十万大军，在东西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水陆并进，声言要“投鞭断流”，企图一举吞并东晋，混同天下，然而最终却在淝水一带（今安徽境内）同东晋军队的战略决战中全面失败。这一结局的出现，固然有苻坚指挥不当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原因是苻坚本人在战前筹划中主观武断、一意孤行，算法上出现严重失误，没能用孙子“五事七计”的计算方法来算清和掌握敌我形势和预测战争胜负前景。明明是绝大多数臣下不与他“同意”，反对贸然进攻东晋，可他却偏偏执意南伐，梦想着一统天下；明明内部不稳，士气低落，“兵众”不强，慕容垂等异族部将怀有“他志”、居心叵测，他却偏偏要锐意轻进，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明明不熟悉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不知道东晋的各种情况，水师力量远不如对手，军队缺乏系统训练，他却偏偏要舍长就短、轻举妄动。这样失败的种子便深深地埋下，加上具体作战指挥上的失误，于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不可避免了。这也恰好从反面证实了孙子“五事七计”战争算法的高明卓越，表明违背它必然会遭受失败。
战争实践表明，孙子预测战争胜负的“五事七计”，的确是定谋决策、用兵打仗的客观基础，就像唐代杜牧所说：“其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
实力是力量之源、谋略之基、胜利之本。纵观古往今来的历次战争，无一不是力量强大的一方战胜力量弱小的一方。即使本来是弱小的一方，要战胜力量强大的一方，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逐渐完成优劣、强弱态势的转换，使得自己的力量最后从总体上超过了最初力量强大的一方而实现的。崇尚谋略的结果，好处就是同等条件下可以占得上风，但是等到自身的实力整个落后于对方的时候，任何谋略也挽救不了大局。比如鸦片战争的时候，一百部《孙子兵法》也难以改变清政府被英国打败的命运，用落后太多的武器和观念去和近代工业化的国家打，打一次就败一次乃是必然的结果。
洞悉战争禅机的孙子，对此自然认识得更为深刻。他在《形篇》中专门阐述了军事实力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军事实力的运用原则和建设的方法与途径。往细处讲，“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胜兵若以镒称铢”，这些是孙子拟定的实力政策；“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即所谓的“强攻而弱守”，是孙子对军事实力的战略运用；“修道而保法”，是孙子有关发展军事实力的基本原则；而“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胜于易胜”“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等，则是孙子所追求的实现实力政策所希望达到的上乘境界。孙子坚持认为，打仗不是卖弄小聪明，不可玩小伎俩。作为战争指导者，用心要老实，态度要端正，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物质条件的优劣和军事实力的强弱，灵活机动地采取进攻和防守两种不同的作战方式，“以镒称铢”“决积水于千仞之溪”，来达到在战争中保全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孙子的“实力为胜利之本”理论，在后世已为无数次战争实践所证明。先秦时期僻处西北一隅的秦国，之所以能后来居上，最后统一山东六国，关键就是依靠“农”“战”两手，始终不渝地把发展军事实力放在重要的位置。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开阡陌，废井田，致力耕战，推行“尚首功”的政策，遂使秦国迅速强盛起来，为秦国取得对山东六国的战略优势进而兼并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国重视农业，奖励耕织，结果粮食充足，布匹够用，军队就养得多，士兵就吃得饱、穿得暖，打起仗来就特别有力气，特别有热情，便成了一支人见人怕的“虎狼之师”，实力已俨然凌驾于山东任何一国之上：“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后服者先亡。”
。所谓“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云云，实际上就是秦国与山东六国相较占有实力优势的一个缩影。这样的军队在作战中自然是所向披靡，攻守皆宜的：“山东之士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
总之，粮食产得多，打仗打得狠，两者相辅相成，就像一辆车子有了左右两只匹配的轮子，秦国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便水到渠成了，这叫作“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汉武帝北逐匈奴也是一样的道理。当时匈奴占地面积很大，但人口稀少，只相当于汉朝的一个大县，开始打仗时，汉朝根本打不过它，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大军围在平城白登山整整七天七夜，泱泱大国的面子都给丢尽了；吕后当政，冒顿单于送来书信，极尽奚落侮辱之能事，吕后读了气不打一处来，可想想自己技不如人，也只得“心字头上一把刀”——硬生生地忍了。文、景二帝先后上台，推行的还是低声下气的和亲政策——这当然不是汉王朝统治者自己所乐意干的，关键是汉朝军事实力有很大的欠缺，特别是汉朝的军队兵种建设跟不上对匈奴战争的需要。汉朝的军队多是步兵（材官）和车兵（轻车），机动性不强，而匈奴几乎是清一色的骑兵，来无影去无踪，机动性好，战斗力强，横行边地，屡战屡胜，“攻城屠邑，驱略畜产”“杀吏卒，大寇盗”。而且匈奴人吃的是牛羊肉，又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忍渴耐寒，身强体壮，所以汉军同他们交手总是落得下风。“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可见实力不足是汉朝在双方军事对峙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因素。为了改变这种劣势处境，中原王朝自然需要适时地调整战略，把发展骑兵作为兵种建设的首要任务。汉武帝圆满地完成了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他当上皇帝后，把提高军事实力放在第一位，尤其是有针对性地优先发展骑兵。文、景帝留下四十五万匹苑马，凭借这一雄厚的物资力量，汉武帝又在京师军与地方军中扩建骑兵，拔擢善于指挥大集团骑兵作战的优秀将领，加大力度训练骑射技能。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骑兵终于建立了起来，从而使汉匈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汉武帝之前的古代中国，车、步、骑、舟四大兵种之中骑兵是占第三位的，到了汉武帝时代，骑兵一跃成为第一位，超过了步兵和车兵，使中国古代骑兵完成了向战略军种的转变，成为军队中的第一主力兵种。据汉史资料记载，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春的进击漠北之战，仅卫青、霍去病两支部队出塞时，塞上登记的战马即达十四万匹，而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巡行北地，“出长城……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可见此时汉军骑兵已十分强大。骑兵的发展及其在作战中的突出地位，标志着中国军事史上骑兵时代的到来。这在中国古代军队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汉匈战争的最终结局更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骑兵的主要特点是机动快速，“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
，并具有强大而猛烈的突击力，类似现代由装甲机械化部队组成的“快速兵团”。汉武帝大规模发展骑兵进攻兵团，使之成为能够在战场上独立作战的主要兵种，这样就使得汉匈之间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军从此便能够以机动对付敌之机动；可以远程奔袭，能够实施迂回、包围、分割、围歼等各种战法，从而赢得战场上的主动优势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汉武帝先后成功地取得了五次大规模反击匈奴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遏制住了匈奴贵族对北部中原地区的入侵和骚扰，使“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为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大帝国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回，轮到匈奴人伤心落泪、跺脚长叹了：“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杜甫诗云“诸葛大名垂宇宙”
，称他“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但是不论诸葛先生怎样足智多谋、殚精竭虑，他六出祁山、北伐中原都无法避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的悲壮结局，其根本原因在于蜀汉与曹魏实力之比，实在是太过悬殊了。“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
，“众寡不侔，攻守异体”
，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有克”
的命运乃是客观形势使然。
认识到军事实力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等于顺理成章地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更不意味着能够放开手脚，淋漓尽致地运用和发挥自己的实力，在战场交锋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用孙子自己的话说，便是“不能使敌之必可胜”“胜可知而不可为”
。孙子之所以比其他军事家高明，就在于他在认识军事实力重要性的基础上，又系统性地提出了发展实力、巩固实力、运用实力的具体方法。
一是修道而保法，从政治上加以保证。所谓“道”，就是清明的政治、和谐的秩序，调动起广大民众和参战士兵的积极性，即《计篇》中所提到的“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从而造就同仇敌忾、举国一致、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的理想政治局面。所谓“法”，就是严格的制度、正确的法纪，表现为：赏罚公正严明，上下井然有序，士卒训练有素，用人唯才是举，办事有章可循。由此可见，“修道而保法”的核心便是修明政治，严肃法制，提高军队的凝聚力，鼓舞民众的士气，为夺取战争主动权创造必要的条件。不难设想，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如果离心离德，一盘散沙，还能算是有实力、有前途的吗？指望它们打胜仗不啻刻舟求剑、缘木求鱼，肯定会教人失望。
二是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综合对比和分析，在此基础上预见胜负，指导战争。孙子在《计篇》中提出了综合对比、衡量双方军事实力的具体标准，这就是“度、量、数、称、胜”，即从双方的所处地域位置、地幅面积大小、物质资源丰瘠、兵员数量多寡等客观情况，比较、分析双方军事实力的强弱关系，进而正确地预见战争胜负的趋势。按孙子本人的理解，实力上占有优势的一方，等于掌握了取胜的筹码，可以横扫千军如卷席，“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孙子认为“度、量、数、称、胜”五个方面是依次相生、层层递进、链条式的因果关系，具有法则（也就是规律）的性质。所以，国家要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要使自己的主观愿望符合这种客观的规则，紧紧地围绕这个因果关系来大刀阔斧地开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建设。
三是根据战场情势的变化，采取相宜的攻守策略，积极主动、灵活多变地打击敌人，顺利实现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对比的变化。一般地讲，受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在临战之前，双方的力量对比尽管有强弱之别，却并非一成不变。作为战争指导者，要善于根据战场情势，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正确高明、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使己方的军事实力得到充分的施展——若已有优势则进一步加强，若处劣势则想方设法改变、摆脱，以求处处高敌一筹，稳操胜券。
武王伐纣灭商之战就是注重实力建设，运用实力手段夺取战争胜利的一个典范。
商汤所建立的殷商王朝，在历经了初兴、中衰、复振、全盛、寖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帝辛）即位期间，已滑入全面危机的深渊。在纣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刑罚酷虐，且连年对外用兵，令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的混乱局面。
与商王朝的奄奄一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中天。周兴起于豳、岐（今陕西境内），经过公刘、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经营，迅速走上强盛的道路，其势力甚至渗透到南方的江汉流域。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且深怀韬略的贤士吕尚（即姜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
，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大业。
文王为牧野之战的展开及“翦商”大业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招揽人才，发展生产，做到“笃仁，敬老，慈少”
，同时也能“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
。后人追忆他时，称“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
，从而赢得人们的广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修明内政的同时，他向商纣发起了政治与外交攻势：请求商纣废除炮烙之刑，争取盟国，孤立商纣。文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黄两国的土地纠纷，还颁布了“有亡荒阅”（搜索逃亡者）的法令，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伐交”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处理商周关系问题上，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以麻痹纣王。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并以虔诚的态度祭祀商人祖先，向商王室表示所谓的“忠诚”。同时文王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
，用贪图享乐的假象欺骗对手，使其放松警惕，并得纣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
，取得了专征诸侯的特权，以确保灭商准备事宜能够在暗中顺利进行。
在此基础上，文王在姜太公的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其第一个步骤，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地翦除商室的羽翼，对商都朝歌（今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今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密须（今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阮（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共（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等方国部落，开拓疆土并消除后顾之忧。接着，他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越渡黄河，先后剿灭黎（今山西省长治市西南）、邘（今河南省沁阳市西北）诸国，一举攻灭商在西方最重要的属国——崇（今河南省登封市），打开了进攻商都朝歌的通路。接着，文王把都城从岐迁徙到丰（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建立起新的进攻基地，至此，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态势，灭商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文王去世后，其子姬发即位，是为周武王。他继承父亲的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一一落实。
当时纣王也觉察到来自周人的威胁，拟议对周用兵，曾以田猎的形式在黎检阅部队，炫耀武力，然而这一计划却因东夷的反叛而化为泡影。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主力进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防御的极大空虚。武王利用这一机会，联合诸侯在盟津（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西南）“观兵”，有八百诸侯参加会盟。这是一次成功的军事大演习，表明武王的盟主地位已完全确立，已有能力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灭商。但为慎重起见，武王没有立即发兵攻商，而是继续等待时机。两年后，商朝廷内部的矛盾白热化，纣王饰非拒谏，残杀忠臣，导致众叛亲离，四面楚歌，武王遂下定决心，揭开了伐纣之役的帷幕。
约公元前1046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杀向商王朝的腹心地区。同月下旬，周军进抵盟津，在那里与反商的庸、卢、彭、濮、蜀（此五方国均居今汉水流域）、羌、徽（均居今渭水流域）、髳（居今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等方国部落的军队会合。而后，武王率本部及协同作战的方国部队，迅速东进，渡过黄河，兵锋直指朝歌。仅仅花费六天时间，于当年二月初即进抵牧野。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引起商廷上下一片惊恐，纣王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地区，不得已武装起大批奴隶，连同留守国都的商军，共约十七万人，由纣王亲自率领，开赴牧野前线迎战周军。
二月初五（甲子日）清晨，周联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武王在誓词中声讨纣王的种种罪行，以激发从征将士的敌忾之心与高昂斗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俾暴虐于百姓……”
接着，武王又郑重地宣布了作战中的战术要领与军事纪律：“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誓师完毕，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面对“殷商之旅，其会如林”
的优势之敌，武王先派遣姜太公率领少量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发起挑战，以牵制和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都没有打仗的心思，甚至有些人掉转戈矛对着自己人，商军的阵形因此陷于混乱。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部队）驰帝纣师”
，杀得商军丢盔弃甲，血流漂杵，十七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遂弃军逃回朝歌，于绝望中登上鹿台放火自焚。纣王一死，商军残兵就停止了抵抗，周联军在武王统率下顺利攻占朝歌，灭亡了曾经强盛一时的殷商王朝。
牧野之战在战略与战术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周文王、周武王长期运用“伐谋”“伐交”的策略手段，起到了争取人心、剪敌羽翼、麻痹对手、建立反商同盟的积极作用。周军制胜的另一个要素，是其选择了正确的作战时机，即趁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未还，商王朝内部分崩离析之时，果断下定决战的决心，统率联军实施战略突袭，从而使对手在战略、战术上都陷入劣势和被动，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同时，举行战前誓师，一一历数纣王罪状，宣布作战行动要领和战场纪律，起到了鼓舞士气、瓦解敌人斗志的作用。而在牧野会战的具体作战指挥上，周军又善于做到众寡分合、灵活机动、奇正并用、协同策应、乘胜追击，主动积极打击敌人，成功达成战役的目的。总之，在商军“血流漂杵”的表象背后，所能看到的是这场战争中谋略运用的巨大成功、战术指挥的高明卓越。
《诗经》有云：“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牧野之战推翻了殷商王朝六百余年的统治，确立了西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为西周古典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而此战中所体现的军事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古代军事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发展军事实力也有一个突出的问题，要抓关键，要选择好突破口，这叫作“有所为，有所不为”。而要正确选择突破口，核心问题是战略大势要明了于心，具有超前意识。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海军的实力主要是以战列舰为衡量标准的，似乎一个国家拥有的战列舰数量多、吨位大，大炮火力强，海军的实力就强大，就拥有了海上霸权。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当时有一种新的军事动态正在出现并开始在海军建设上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海军航空兵在海空作战中的作用逐渐突显，成为海战制胜的主要手段，它代表着日后海战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新的军事革命来临之际，发展海军实力的突破口便是建造更多、更先进的航空母舰，而不应该按陈旧的观念，再把海军实力建设的重点放在建造战列舰上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偷袭珍珠港虽然大获成功，但真正的战果却是有限的。因为尽管美国有大量战列舰在这次日军偷袭行动中被击沉，人员伤亡也很惨重，但由于航空母舰未受损失，所以美国海军的主要实力并没有遭受到根本性的打击，依然具备与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抗衡的能力。
战局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中途岛海战成为太平洋战场的转折点。在这场海空大决战中，美国海军在尼米兹的统率下，一举歼灭了日本特遣队的主力——击沉日本海军“赤城号”等四艘航空母舰。这对日本海军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日本海军渐渐丧失太平洋上空的制空权，也等于丧失了制海权，而战争主动权一经易手，日本海军也就不得不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了。那些吨位大到六七万吨，表面上象征着海军实力的大型战列舰——“大和号”“武藏号”，在失去海军航空兵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不但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反而成了作战中的累赘，活像是浮动于海上的巨型棺材，成为美军蝗虫一般的轰炸机投弹攻击的目标。在美军飞机夜以继日的连续轰炸之下，它们终于支撑不住，先后沉入海底，而舰上成千上万名日本海军将士也随之葬身鱼腹，成为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殉葬者。
又如，在中国历史上，统一始终是时代的主题、社会进步的主流，与之相关联，统一战争也成为中国战争史上的重要构成部分。而夺取统一战争的胜利，关键在于实施统一战略的一方具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所谓“胜兵以镒称铢”“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能够以整击乱，以碫击卵。
统一大业的军事准备乃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中最重要的军事准备除了改善军事交通条件、提高武器装备性能、建立高效率的战前指挥机构、正确部署军队的驻防地等项目，还突出体现在发展主力兵种、任用优秀军政人才这两个方面。这可以说是统一战争中军事准备的重中之重。凡是实施统一大业者，要达成预期的目标，必须抓住这两个重点，以一驭万，纲举目张。
一、发展从事统一战争所急需的主力兵种
统一大业军事准备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统一大业实施者根据统一战争的需要，有重点地优化和配置军事资源，发展主力兵种，以期拥有可以对敌的“杀手锏”，在战略上与战术上均占据强大的优势地位。
自东汉后期起，统一战争的战略作战轴线由自西向东转变为自北向南，绝大多数统一战争的战场集中于淮河、长江一带，因此，统一战争的作战方式便有了自己的特点，对军队兵种的发展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淮河、长江一带多江河湖泊、丘陵盆地，特殊的地形条件决定了不适宜依靠和动用擅长于野外驰骋的骑兵部队作战，而必须主要依赖水师突破江河天险，掌握战场主动权。换言之，历史上有“南船北马”的说法不是偶然的，北方精骑在南方水乡难逞其长早已被历史所证明，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受挫即是具体的例证。因此，统一大业的主持者普遍把制造各类战船、建设强大的水师、提高军队的江河作战能力作为军事准备的重点予以筹划。
西晋王朝为了一举灭吴、统一全国，针对东吴方面水师实力较为雄厚并且依恃长江天险抵抗的实际情况，把建造战船、发展水师列为实施统一战略中最重要的军事准备。晋武帝司马炎采纳羊祜的建议，委派王濬留任益州刺史，在巴蜀地区修造各类舟舰，整治水师，为日后顺流而下、直取吴地创造充分的条件：“初，祜以伐吴必藉上流之势。又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火中龙。’祜闻之曰：‘此必水军有功，但当思应其名者耳。’会益州刺史王濬征为大司农，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密令修舟楫，为顺流之计。”
王濬在任上，不负羊祜的信任与朝廷的重托，在益州当地大规模修治战舰，“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
。同时认真组建舟兵，训练士卒，终于造就了一支强大的水师部队，“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在日后的灭吴统一南北的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二月，戊午，王濬、唐彬击破丹阳监盛纪。吴人于江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舰。濬作大筏数十，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铁锥，锥辄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庚申，濬克西陵，杀吴都督留宪等。壬戌，克荆门﹑夷道二城，杀夷道监陆晏……王濬自武昌顺流径趋建业，吴主遣游击将军张象帅舟师万人御之，象众望旗而降。濬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威势甚盛，吴人大惧”“（王）濬戎卒八万，方舟百里，鼓噪入于石头，吴主皓面缚舆榇，诣军门降”
。王濬水师的胜利，彻底粉碎了东吴割据政权凭借水师、依托长江天险抗衡国家统一趋势的企图。
二、选拔主持统一战争的指挥人才
善于发现和任用军政素质优秀、能创造性地贯彻和执行既定统一战略方针的人才，使之具体主持统一战争的指挥事宜，在国家统一大业中发挥关键的作用。这是统一大业军事准备中又一个具有突出意义的内容。
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这是古往今来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国家统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上也没有任何例外。一个政权、一股势力、一个集团之所以能够战胜对手、完成统一，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真正做到“延揽英雄，务悦民心”
。刘邦对楚汉战争胜负的主要原因的总结，就非常典型地揭示了用人问题与天下统一之间的深刻内在联系：“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唐代军事学家李筌在其著作《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曾就这问题做过深刻的阐述，指出人才的流向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命运、国家的前途：“故伊尹，有莘之耕夫、夏癸之酒保，汤得之于鼎饪之间，升陑而放桀。太公朝歌之鼓刀、棘津之卖浆，周得之于垂纶之下，杀纣而立武庚。伍员被发徒跣、挟弓矢乞食于吴，阖闾向风而高其义，下阶迎之，三日与语，无复疑者。范蠡生于五户之墟，为童时内视若盲、反听若聋，时人谓之至狂；大夫种来观而知其贤，叩门请谒，相与归于地户。管夷吾束缚于鲁，齐桓任之以相。百里奚自鬻于秦，秦穆任之以政。韩信，南郑之亡卒，淮阴之怯夫，汉高归之于谋。”由此，李筌得出结论：“废兴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贤之用。”
俗话说，“得士则昌，失士则亡”，这是历史上的一般规律，而遴选与任用其中的军事人才，则是用人问题上的重中之重。众所周知，将帅在军事斗争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成败、政权的安危存亡。因此孙子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吴子也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
所以古代兵家历来多主张用兵打仗“命在于将”“置将不可不察”
；认为“用兵之要，在先择于将臣”
，并强调“置将不善，一败涂地”
。由此可见，所谓任用人才，在进行统一战争时，重点是发现和任用军事方面的人才。因此，秦汉时期统一大业实施者在进行具体军事准备过程中，总是把知人善任、遴选优秀将帅担当指挥战争的主角作为首要问题来对待、落实。
像秦国君主任用白起、王翦、王贲为统帅征伐群雄；刘邦任用韩信﹑彭越、英布为将扫荡项羽；汉景帝刘启任用周亚夫等人挥师东进，一举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维护西汉王朝的统一；司马昭委任钟会、邓艾等人果决出师，兵临成都城下，灭亡蜀汉政权；晋武帝任用羊祜、杜预、王濬等人翦灭东吴，统一天下，等等，都是类似的成功例子。由此可见，知人善任，正确择将，始终是统一大业军事准备是否充分、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历来为统一大略指导者所高度重视，并不遗余力地加以落实。
因此，发展军事实力不是空洞的口号，不是虚泛的概念，而是有真实的内涵。领导者必须以动态超前的战略目光，捕捉到正确的信息，掌握住正确的方向，牢牢占有先机之利，否则，便会劳民伤财，徒劳无功。总之，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质的方法来解决，任何方法、手段是否真正管用，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具有适用性；任何理论、政策是否有益于事，关键在于它是否具备实践的土壤，是否能够避免水土不服。如果不能做到量体裁衣，对症下药，那么关注越多，越是添乱，投入越多，越是糟糕，南辕北辙，事与愿违，是谓“橘逾淮北而为枳”，明明要进这扇门，偏偏走进别的屋。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全是无谓的牺牲。这个道理，在军事实力建设问题上同样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