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孙子兵法》是中国最为杰出的兵学著作，被人们尊奉为“武经冠冕”“百世兵家之师”“百世谈兵之祖”。东汉末年大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强调：“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观诸兵书无出孙武。”明代兵书《投笔肤谈》评道：“《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同为明代兵书的《武备志》在《兵诀评序》中更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这些评论均十分恰当地概括了《孙子兵法》在中国兵学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其书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的很多合理内核，直到今天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不仅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借鉴意义，还延伸到军事以外的领域，对商业竞争、企业管理、外交谈判、体育竞赛等也有深刻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孙子兵法》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宋代学者戴溪《将鉴论断》有云：“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可穷。用兵，从之者胜，违之者败，虽有智巧，必取则焉。”《孙子兵法》所反映的兵学文化内涵，无疑是一种历久弥新、超越时空的理性精神，古往今来的人们推崇它、研读它、运用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选择。但是，研究与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原理，不应该走向极端，换言之，对孙子的理论不宜以拜物教的心态去对待。遗憾的是，目前有关《孙子兵法》的阅读、研究与运用上的确存在着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在这里，谨就怎样阅读和理解《孙子兵法》谈点自己不尽成熟的想法，与广大读者和同行们分享、交流。抛砖引玉，竖个箭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赐正。
第一，坚持回归经典自身的整体性原则。
当代人读《孙子兵法》，往往习惯按现代军事学的理论体系和概念范畴，将《孙子兵法》的思想体系分门别类，归纳为几个板块，如战争观、战略思想、作战指导理论、治军思想，等等。这虽然容易、方便，却难免不尽恰当。具体地说，这属于现代人对经典著作的简单化图解，存在着割裂孙子思想有机整体性的弊端，即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如治军思想，在《孙子兵法》全书中，仅散见于《行军》《地形》《九地》等少数几篇之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连全书百分之十的篇幅也不到，与其作战指导理论相比，不构成相对均衡的并立关系（如果换成《吴子》，治军理论为一大板块倒是完全成立，其书六篇中有《图国》《治兵》《论将》《励士》四篇重点论述治军）。因此，按现代军事学科体系来归纳和梳理孙子的思想，显然是有缺憾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实现经典阅读和研究上的“范式”正确选择，即回归经典诞生时代的特定语境，用古代兵学自身结构的逻辑语言一步步深入经典本身，而不宜用现代军事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去做比附或图解。根据经典的“内在理路”而非“外在模式”去从事《孙子兵法》一书的阅读与研究——应该说，这是我们今天更好地阅读与理解《孙子兵法》的起点。
《孙子兵法》当然有其内在的整体思想体系，其层次结构浑然一体，逻辑也完全能够自洽。南宋郑友贤在其《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中指出：“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很显然，《孙子兵法》十三篇是一个完整、有机的思想体系。每篇既是一个独立的整体，篇与篇之间又相互保持密切的联系。前后十三篇逻辑严谨，层层递进，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对战争的平时准备、战略计划的制定、战役程序的组织、战术手段的运用，以及行军、保障、各种地形条件下的作战行动和特殊战法都做了层次分明、前后贯通的阐述。其思维的整体性和思辨的深刻性在先秦诸子中也是罕有其匹的。全书从战略运筹、战争预测（《计篇》）起步，经战争准备（《作战篇》），运用谋略（《谋攻篇》），发展实力（《形篇》），创造有利态势（《势篇》），灵活用兵、争夺先机、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到解决“处军相敌”（《行军篇》），利用地形（《地形篇》），掌握兵要地理（《九地篇》），实施火攻（《火攻篇》），搜集情报、以资决策（《用间篇》）等具体的战术问题，始于“知彼知己”，又终于“知彼知己”，恰好规划了一个完整的战争程序。其篇次结构的序列、设计，注重按用兵制胜的要领与方法加以梳理、展开，以战争规律性为立足点；曾有人这么认为：“十三篇结构缜密，次序井然。固有不能增减一字，不能颠倒一篇者。”（蒋方震等《孙子浅说·绪言》）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话不无道理。
不少研究者曾根据《孙子兵法》的内涵文义，从逻辑上努力梳理过全书的思想脉络和内在联系。如支伟成编著的《孙子兵法史证》，其卷首《孙子篇目述义》就这样分析十三篇的逻辑递进关系：“《计篇》第一，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地之远近，兵之众寡，当先计及之，而后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作战篇》第二，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谋攻篇》第三，计议已定，战具已集，然后可以智谋攻，故次《作战》……”日本学者山鹿素行也认为《用间篇》是对首篇《计篇》的前后呼应，是全书浑然一体的标志，“《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应该说，这是正确理解孙子十三篇思想和价值的通衢捷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对《孙子兵法》做片面的理解。
第二，努力避免出现郢书燕说、移花接木的现象。
这就是孙子原本没有这个意思，或者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可是，有些人为了有意识地拔高《孙子兵法》一书的地位而凭空想象，人为地杜撰或硬拧过去，结果完全歪曲了孙子的原意与宗旨。这种做法，几乎等于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阉割。例如一些学者关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阐释和发挥，就属于天花乱坠、望文生义，基本上背离了孙子这段话的本意。这方面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吹捧为“不战主义”。日本学者服部千春先生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孙子兵法》不是讨论打仗的，而是教人和平的，孙子是不战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孙子兵法》应该改名为《孙子（和）平法》，云云。
是否能够从“不战而屈人之兵”中演绎出“不战主义”“和平主义”？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众所周知，兵家在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慎战”“重战”和“备战”，而非“去战”“不战”，当然，也不是“好战”与穷兵黩武。孙子的原旨也是如此，其言“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并非对战争本身的否定，而是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对战争持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既不同于儒、墨、道诸家的“反战”“非战”立场，也和某些法家人物的一味嗜战、积极主战有所区别。
我们认为，对《孙子兵法》整个思想体系做全面的、历史性的考察，同今天基于某种原因着重揭示《孙子兵法》个别思想原则的意义，是两个不同范畴和性质的研究方式。鉴于和平与发展为当今世界文明进步的主流，我们今天可以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意义做出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果把它归纳为孙子整个学说的初衷和真谛，则不符合《孙子兵法》全书的基本倾向和真切主旨。换言之，今天如何评价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是一回事，准确把握其在《孙子兵法》全书中的位置又是一回事。
其实，在《孙子兵法》的兵学体系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不能颠倒“战胜策”与“全胜策”之间的主次关系。
从《孙子兵法》的篇幅看，“全胜策”所占比例甚小，不占主导地位。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较系统的表述，仅见于《谋攻篇》，而《谋攻篇》不过是十三篇之一。《孙子兵法》一书言简意赅，胜义迭呈。十三篇对战争准备、战略制定、战术运用，以及行军部署、后勤保障、不同地形下的作战行动和特殊战法等均做了缜密的阐述，每篇既是独立的整体，篇与篇之间又都相互保持联系。《孙子兵法》十三篇既为一个整体，而“谋攻”仅为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形篇》言军事实力；《势篇》言军事力量的巧妙发挥；《虚实篇》言争取主动权；《军争篇》言用兵常法；《九变篇》言作战变法，加《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诸篇，合在一起均论述“善战”内容。可见，“战胜策”才是《孙子兵法》主体思想之所在。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固然是一种极其美妙的理想境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实现却是罕见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鸿沟，这正是这种全胜思想的一定局限性（也可理解为一定的空想性）。处理阶级之间、集团之间以及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的方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并非带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要求在充分运用谋略和以武力作后盾的前提下普遍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要使敌我双方在力量上达到“以镒称铢”的条件，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而具体实施“伐谋”“伐交”诸手段，更存在着复杂性和多变性；即使是敌方已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也是很难使其慑于威迫而轻易屈服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有在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劣势，而劣势的一方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了抵抗意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更明确地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异常罕见。韩信如果没有取得“背水阵”聚歼赵军二十万人的大捷，就很难想象会有接下来“传檄”轻易平定燕地的成功。施琅倘若未曾有澎湖之役中大破郑氏水师的胜利，显然也不可能迫使台湾郑经集团放弃抵抗！
孙子求“全”，追求“全胜”，所谓“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自保而全胜”，确是事实，但这只是对用兵打仗理想境界的向往与推崇而已，是为了占领道德与政治上的制高点，是“理想态”，而非“现实态”。事实上，一味求“全”，往往会陷入实践上的“困境”，即考虑问题时不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处理问题时很可能优柔寡断、投鼠忌器，结果是进退失据、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所以，我们固然要“仰望星空”，但同时更需要脚踏大地。“不战而屈人之兵”属于“仰望星空”的概念，而“兵以诈立”才是真正的“脚踏大地”，具有可操作性！
综观历史，我们能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文化现象：真正优秀的思想家对问题的认识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是双重的，都是二元的。如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一方面固然是崇尚“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致力于“祖述尧舜”，但另一方面，头脑却异常清醒，并不想入非非，汲汲于实现“小康”，以恢复文、武、周公之道为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故一再强调“吾从周”，总之，一切围绕“宪章文武”为中心。在这一点上，孙子也没有例外，他的思维模式与孔子等人并无二致，也是二元结构，以“全胜”为理想境界，以“战胜”为现实对策！
第三，克服诠释过程中的浅尝辄止、似是而非。
相较于佶屈聱牙的《尚书》、“无达占”的《周易》、“多非常怪异可疑之说”的《公羊传》等经典，《孙子兵法》的文字应该说是比较平顺通畅、容易阅读与理解的。然而，它毕竟是先秦的作品，在阅读时还是会遇上障碍，加上历代注疏诠解者甚多，对不少内容与文字的句读和解释也难免产生歧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阅读《孙子兵法》的过程中，有些歧义的产生，是由于古今学者所据不同版本的差异而造成的，尤其是不善于利用相关的最新出土文献资料，未能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在学术上积极“预流”。如，传世本《作战篇》有云：“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此处，“更其旌旗”意为给缴获的敌军战车更换我军的旗帜。张预注：“变敌之色，令与己同。”更，变更，更换。旌旗，古代用羽毛装饰的旗帜，是军中重要的指挥号令工具，即所谓“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孙子兵法·军争篇》）。“车杂而乘之”，杂，掺杂、混合。《国语·郑语》云：“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韦昭注：“杂，合也。”乘，驾、使用。意为将缴获的敌方战车和我方车辆掺杂在一起，用于作战。“卒善而养之”，意谓优待被俘虏的敌军士卒，使之为己所用。张预注：“所获之卒，必以恩信抚养之，俾为我用。”卒，俘虏、降卒。“胜敌而益强”，指在战胜敌人的同时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杜牧注：“因敌之资，益己之强。”益，增加。
这样，全句的意思就当为：在车战中，如果缴获战车十辆以上，就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人。同时，要更换战车上的旗帜，混合编入自己的战车行列。对敌方战俘要予以优待和任用。这也就是说战胜敌人的同时，自己也变得更加强大。从表面上看，这么解释似乎文通字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对照竹简本，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卒善而养之”之“善”，竹简本作“共”。而“共”有“共有”的含义，如祸福与共，《论语·公冶长》中的“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也可引申为混合的意思。考究《孙子兵法》全句的文义，很显然，竹简本言“共”是正确的，“共”与“杂”交错对文，均为混合，孙子言此，乃是反复强调在作战中当将俘获的敌方人员、车辆加以利用，混合编入己方的车队与军阵之中，共赴战事，从而增强自己的力量。这里，孙子说的是因敌之资以助己的问题，借力打力而已，实与优待俘虏风马牛不相及，张预等人“恩信抚养之”的说法乃望文生义、郢书燕说。而今人有据此洋洋洒洒写成孙子“善俘”思想研究之类的文章，那更属于无中生有
。由此可见，“共”在传世本中作“善”，当属《孙子兵法》流传过程中为后人所臆改，以迁就所谓“善俘”的主张
。
又如，对“令文齐武”的释读，目前一些常见的观点也是可以斟酌的。主要的问题，显然是因局囿于传世文本的内容，而未能借鉴和利用竹简本的资源。“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见于传世本的《行军篇》，但此句在汉墓竹简本中作“合之以文，济（齐）之以武”。应该说，汉墓竹简本的文字表述，似乎要优于传世本的表述。
众所周知，军队是国家政权机器的柱石。作为执行武装斗争任务的特殊团体，军队要确保发挥自身强大的战斗力，关键之一是要搞好内部的治理，即所谓“以治为胜”。而要治理好军队，使它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用得顺手，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因为只有在正确原则的指导之下，再配合具体的方法和手段（比如严整军纪、信赏必罚、强化训练等），才能使全军上下进退有节、团结一致，令行而禁止，无往而不胜。
同先秦时期其他著名兵书《司马法》《吴子》《尉缭子》《六韬》等相比，对治军问题的论述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并不占据突出的位置。但是，这并不等于孙子本人不重视治军，相反，孙子对这个问题还是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的，曾就如何治军经武提出过许多精辟的原则。这些原则所体现的根本精神，就是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文武两手都要硬，双管齐下，互补协调，共同作用于治理军队的实践。
但是，在传世本中，“合之以文，齐之以武”作“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应该说，从文义上讲，这也是讲得通的。其意为：要用怀柔宽仁的手段去教育士卒，用军纪和军法去约束、管制士卒。这也是将帅管束部队、治理属下的通常做法。即《吴子·论将》所言为将者的基本要求：“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
然而，细加体会，我们不得不指出：“合之以文”较之“令之以文”更为妥帖，且在语法结构上与下句“齐之以武”更为对应和一致，也更接近《孙子兵法》原来文字的本相。考竹简本，此句作“合之以交，济之以……”。此处，“交”当为“文”之误，“济”则当为“齐”之借字。因此，其文当为“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合”字之义在这里显然要胜过“令”之义。因为，“文”“武”对文，“合”“齐”亦对文。“合”本身亦含有“齐”之义。
《易·乾文言》云：“与日月合其明。”即言“齐”之义。从语词与语法角度考察，“令”“合”“齐”虽皆为动词，但“令”是表述单纯性的动作行为，而“齐”“合”皆含有动作之后所呈示的状态之意蕴。据此，我们可知孙子所追求的治军理想境界：通过怀柔宽仁的手段教育士卒，使全军上下凝聚成一体，通过军纪和军法约束、管制士卒，使全军上下步调一致。
很显然，按竹简本的文字，孙子在这里强调的是用文、武两手管制部队，并具体说明了治军管理上的终极目标。而传世本的文字，仅仅表述了孙子的前一层意思，没有反映出孙子的后一层意思，这无疑是要稍逊色于竹简本的类似表述的。
我们讲竹简本“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表述要胜于传世本“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表述，也是有文献学上的依据的。《淮南子·兵略训》亦云“是故合之以文”，可见《淮南子》所据之本，当与竹简本相同。《北堂书钞》卷一一三与《太平御览》卷二九六引《孙子兵法》时亦并作“合之以文，齐之以武”，表明在唐宋时期，同样有《孙子兵法》文本与竹简本之文字相同。这些情况均表明，《孙子兵法》此语的正确文字当为“合之以文，齐之以武”。今传世本“合”作“令”，或因与“合”字形近似而讹误，或涉下文“令素行”“令不素行”而臆改。
在阅读与理解《孙子兵法》时产生歧义，甚至出现郢书燕说的现象，有的是因为我们腹笥有限、功力不逮，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存在着不少的软肋与短板，因此，不免在理解《孙子兵法》的某些文义上左支右绌、捉襟见肘了。
这方面，古今有关“诡道”的释读，就明显带有一定的简单化倾向，甚至可以说是片面性。《孙子兵法》的中心内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似乎只有一个印象，即诡道，“兵以诈立”，兵不厌诈。孙子的确讲诡诈，但诡诈只是《孙子兵法》的一部分，绝不等于《孙子兵法》的全部。《孙子兵法》是一个综合的有机体系。在军事上，孙子不仅讲诡道，也讲仁义。更何况孙子并不单纯就军事而讲军事，而是将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因素加以综合考虑的。这正如清人孙星衍所言：“其书通三才、五行，本之仁义，佐以权谋，其说甚正……比于六艺，良不愧也。”
而一般人的理解，“诡道”就是简单的诡诈之道，所谓“兵以诈立”“兵不厌诈”，《三十六计》的“声东击西”“上屋抽梯”“瞒天过海”等就是“兵不厌诈”的典型计谋，以现代的军事概念而言，即战略欺骗。这也是孙子在后世遭到一些人攻讦的缘由之一。具体地说，对于孙子以利为本、以诡道为用的战争观念，历史上曾有不少人提出过非议，其中大部分是那些戴着儒学有色眼镜观察事物的腐儒。他们空谈所谓“德义服人”的高调，对孙子进步的战争观百般歪曲、大肆否定。这一攻击，肇始于秦汉，并在宋代达到高潮。儒学冬烘先生们谩骂孙子诡诈不仁，如陈师道直斥《孙子兵法》为“盗术”，要求朝廷废黜之。叶适的看法也大同小异，说：“非诈不为兵，盖自孙、吴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高似孙的话说得更为刻薄蛮横：“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信而依诈。凡其言议反覆，奇变无常，智术相高，气驱力奋，故《诗》《书》所述，《韬》《匮》所传，至此皆索然无余泽矣。”在他们的眼中，孙武实属十恶不赦的名教罪人。平心而论，这些论调均系偏颇迂阔之辞，不值得一驳。战争指导必须以诡诈为原则，空谈“仁义”，只能沦落为宋襄公式的蠢人，贻笑天下。这乃是最为浅显的道理。
问题在于，现在《孙子兵法》中“诡道”十二法，有的名副其实，合乎诡谲欺诈的宗旨，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远而示之近”“近而示之远”“利而诱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等等。但有的法则，似乎与“诡谲”“诈骗”无法直接等同，例如“实而备之”“乱而取之”“强而避之”等，这些举措只是战争指导者根据敌情随机应变，以恰当的方式与敌交锋，克敌制胜而已，所谓“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没有什么“兵不厌诈”的伎俩在内。所以，有学者认为，“诡道”的“诡”，本质上是“变化多端”、灵活机动而已，如果将“诡”单纯理解为“诡谲、欺诈”，似乎有一定的片面性，其重要理由，是曹操注言“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兵无常形”即“变化无穷”。这样的说法，不是绝对没有道理，“诡”除了诈、谲等义项外，尚有乖违、疑贰之意。若《吕氏春秋·淫辞》云：“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但是，这并不能从文字本义溯源上来证明“诡”与“变”之间的必然联系。“诡道”是性质，“变化多端”只是表现上的某种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诡道”引申为“多变”，似乎至少可以聊备一格。
又如，“诡道十二法”中，有人将“卑而骄之”释为在与敌交锋之时，我方当主动以卑辞示弱，给敌人造成错觉，令其骄傲自大、轻举妄动，最终坠入我方的圈套。表面上看，似乎文通字顺，可以成立。但是，如果我们将它置放在“诡道十二法”整个体系结构中考察，这种解释显然是望文生义，曲解孙子的原意。孙子的“诡道十二法”中，前四“法”的主体是己方，是言己之所作所为，即己能战而示之以不能，己欲用而示之以不用，己欲从远处进攻，却故意声东击西，装出要从近处出击，己欲从近处突破，却示假隐真，装出要由远处下手。而后面的八“法”，主体是敌方，是讲敌情不同，我方采取相应的对策也不同。利、乱、佚、实、强、怒、卑、亲，云云，皆为敌之军情与状态，而我方则相应用诱、取、备、避、挠、骄、劳、离等方法与手段来予以破解，置敌于死命。故“卑而骄之”之“卑”，绝非我方示“卑”，而只能是敌方“卑怯戒惧，小心谨慎”。如此，才是尊重经典，依从文本。
第四，辩证地认识孙子思想体系的价值与地位。
对孙子兵学理论体系做断章取义的总结，忽视孙子理论旨趣的全面性与系统性，这也是孙子研究中的常见现象。关于《孙子兵法》的中心内容，许多人的心目中似乎只有一个印象，即贵谋贱战。孙子的确推崇以谋略制敌，“上兵伐谋”是他所汲汲倡导、一再强调的。但是，仅仅以此归纳孙子的中心思想，多少是有些偏颇的。运计设谋，只是一个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孙子主张的乃是尊重客观规律性、强调主客观之间的辩证统一。为此，他尤为重视强化实力建设，主张“先为不可胜”。在他看来，运计设谋固然重要，但它只是《孙子兵法》的一部分，绝不等于《孙子兵法》的全部。换言之，在他的心目中，战争归根结底是拼实力。军事实力是军队综合战斗力的具体表现，也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在军事斗争中，奇谋妙计固然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从根本上讲，强大的军事实力才是真正决定战争胜败的筹码。因为不仅“伐兵”“攻城”离不开一定的军事实力的巧妙运用，就是“伐谋”“伐交”也必须要以雄厚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孙子的后裔孙膑的赛马故事最能说明这种主客观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孙膑献策于田忌，让田忌赛马时以上驷对中驷，以中驷对下驷，以下驷对上驷，比赛的结果，田忌是输一局，赢两局，二比一，赢了。这说明，谋略有用，发挥主观能动性有用，在双方实力相差无几，处于僵持、平衡的状态下，智慧、谋略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性作用。但是，我们再往深处说，如果你的马都是下驷，那么，不管怎么进行战略运筹，不管如何排列组合，比赛的结果还是会输掉。
孙子重视军事实力，把实力看作运计设谋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很了不起的认识。可惜的是，后世那些兵学理论家，眼光大多不及孙子，观察事物、考虑问题往往采用单向性思维，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总是人为地割裂孙子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忘记或忽视了注重谋略与发展实力在孙子那里乃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是辩证的统一。他们只倾心于用计谋、施损招，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实力是计谋之“体”，计谋是实力之“用”，体用和谐，方能克敌制胜。因而他们往往表现出轻视实力建设的倾向，什么“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贵谋而贱战”等种种高论大行其道，甚嚣尘上，一手硬，一手软，光讲谋略而忽视实力建设（至少是实力建设不够充分），这无疑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存在的一个很大弊端。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把《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等同化。在好多人的印象中，《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就是一回事。什么“借刀杀人”“指桑骂槐”“美人计”“走为上”之类，一锅煮，统统划归《孙子兵法》名下。这也表明人们对《孙子兵法》的理解还是比较粗浅的，往往从阴谋诡计、诡诈欺骗的层面来诠释孙子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这显然是偏颇的看法。
另外，《孙子兵法》被称为“百代谈兵之祖”，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序》有言：“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于是就造成人们对《孙子兵法》基本上采取一味肯定、无保留推崇的态度，而忽略以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与方法来全面认识、正确把握《孙子兵法》一书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事实上，任何高明的军事思想，任何卓越的作战原则，都存在思维上的盲区，都不是无懈可击的，这就是所谓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一利必有一弊”。有关孙子速战速决战争指导思想的评价，就是需要进一步加以辩证认识的一个例子。应该说，孙子进攻速胜的战略理论，从总体上讲有合理之处，值得肯定，但是它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局限性主要在于孙子本人在观察、分析、把握问题上，存在一定的片面化、绝对化倾向，缺乏全面辩证、有机统一的思维理性。
就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而言，孙子一再强调进攻速胜固然有相当合理、相对正确的一面，也大致符合春秋晚期的战争的实际需要。但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辩证地认识到军事行动中速决与持久的内在联系，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持久防御在战争中应有的地位和必要性，以致将速胜与持久的关系机械地截然对立起来，给人们留下凡是进攻速胜便是好，凡是防御持久便是差的深刻印象。其实速胜与持久乃是对立的统一，不应该人为地割裂开来。因为虽然在战役与战斗的层次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始终有必要性，绝对不能有所动摇；然而，在战略的层次上，究竟是持久防御还是进攻速胜，则不是由战争指导者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必须由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别是敌对双方各种力量的对比来决定的，即战争指导者必须根据双方力量对比、战略态势、国际环境等实际情况，来具体决定到底是采取进攻速胜方针，抑或是选择持久防御策略，当速则速，宜久则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切不可意气用事，拘泥局囿。否则，“欲速则不达”，便是形而上学、画地为牢，到头来必定会遭到战争规律的无情惩罚。
而弱势的一方要战胜强大的对手，自然不能指望速战速决，只能采取积极防御的对策，这时候在战略上同对手持久抗衡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弱势的一方要像牛皮糖一样紧紧把敌人粘住，拖垮敌人，磨得敌人没有脾气，在这个过程中，利用时间换取空间，悄悄地完成双方优劣态势的转换，等到时机完全成熟之后再果断发起反击，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亡国论”与“速胜论”两种错误观点，提出“持久战”理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明方向，就是以弱胜强战略的典型，也是对孙子兵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孙子的“因粮于敌”这一军事后勤保障思想，同样也需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加以分析。以战养战，“因粮于敌”，出发点在于尽可能减轻后勤供给上的负担，以顺利达到进攻速胜的战略目的。这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该如何贯彻“因粮于敌”这一原则呢？对此，孙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基本立足点就是抢掠劫夺。在这一问题上，孙子的态度倒是十分坦白的。其具体的措施便是：“重地则掠”——深入重地就要掠取粮草；“掠乡分众”——分兵抄掠敌国乡野，分配抢夺到的人畜和财物；“掠于饶野，三军足食”——在敌国富庶的乡野进行劫掠，以保障全军上下的粮草供给。由此可见，孙子所讲的“因粮于敌”，实质所指乃是掠夺敌国的粮仓、民家，以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这里，孙子并无从敌国征集、收购粮草的想法，更没有依靠和争取敌国民众箪食壶浆、自动捐献粮草的考虑，手段相当单纯，用武力劫掠夺取而已。应该说，这种做法极偏颇。
毫无疑问，孙子“因粮于敌”，通过劫掠利用敌对国家物质资源以支持战争的后勤保障思想，曾在历史上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不少军事家都将它视作深入敌区时解决给养难题的一个对策，并在实战中加以运用。同时他们也多少意识到单纯“掠于饶野”的局限性，注意丰富和发展孙子“因粮于敌”的思想内涵，主张争取民众，让民众自动赠粮送物（“民咸馈献”），或采取有偿征集（“设法购运”），以减少“因粮于敌”过程中的人为阻力。这样看待问题、处理事情的态度和做法，显然要比孙子的主张更为全面、得体。
显而易见，“因粮于敌”的思想，孙子提倡于前，兵家阐发于后，但是其局限性也在所难免。诸如在荒漠草原作战，或遇到敌方坚壁清野，便无粮可“因”，或可“因”之粮不多。所以清初的《兵法百言》就曾提出，因粮于敌“间可救一时，非可常恃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内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粮于敌”，双管齐下，互为补充，各擅胜场，以达成效。
显而易见，《孙子兵法》的灵魂在于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孙子看来，兵法的许多基本原则，如“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围师必阙，穷寇勿迫”之类，是无数次战争经验与教训的沉淀积累，是多少人用鲜血与生命换取的成果，自然应该充分尊重，加以借鉴和传承。但是，对这些兵学原则，又不能过于迷信、亦步亦趋，而必须结合新的状况，针对不同的对手，根据不同的条件，灵活机变、出奇制胜，否则就是古板僵化、不知变通。孙子希望人们学习兵法，但他的终极宗旨是期盼人们在学了兵法之后忘掉兵法。在孙子的心目中，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最高的规则。所谓“形兵之极，至于无形”，上骗不言骗，无招胜有招。用岳飞的话讲，就是“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道理非常简单，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作战对象形形色色，如果执一定之规，应无穷之敌，不知变通，机械保守，就一定会遭致败绩，沦为笑谈，如同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何博士备论》所言：“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历史上学《孙子兵法》、用《孙子兵法》的人非常多，可是，有不少人由于不懂得这个道理，食古不化，一味迷信兵学教条，不但没有帮助自己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建功立业，反而大败亏输、覆军杀身，沦为纸上谈兵的反面典型。像三国时的马谡，他对《孙子兵法》可谓稔熟于心，倒背如流，其在街亭之役中行军布阵，处处遵循《孙子兵法》的要求。《兵法》要求军队屯驻宜“居高向阳”，他就部署军队于高丘之上，声称“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别人提醒他山上无水源，若遭敌军包围，就容易陷入不战自乱的困境，他又拿出《孙子兵法》的话来作依据，“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马谡忘了自己的对手乃号称“曹魏五虎上将”的宿将张郃，人家走过的桥比他走过的路还长，吃过的盐比他吃过的米还多。若不拘泥于《孙子兵法》，马谡尚不至于败得如此不堪，而拘泥教条，则输得惨到把自己的命都给搭进去了。
第五，关注与致力于实现经典价值的超越性。
《孙子兵法》是一部成书于2500多年前的兵学著作，它之所以在今天还为人们所热爱、阅读，自是因其拥有独特的魅力，具有时空的超越性。更为重要的是，它已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领域，具有了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价值。对此，前人早已指出：“言言硕画，字字宏谟，上筹国计，下保民生，实以佐大学治平之未逮者。”（杨谦《武经三子体·注序》）从本质上讲，《孙子兵法》是一部哲学著作，是一种思想方法论，充满哲学启迪与人生智慧。像在理想层面的“求全”和在操作层面的“取偏”，就是孙子朴素辩证思维的理性表现之一。
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求全”文化，追求万全、争取圆满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广大民众的心态意愿。似乎只有“万全”“圆满”，才算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极致，达到事物发展的最佳状态。
在这样的“求全”文化氛围笼罩之下，孙子同样对“全”情有独钟。《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孙子提到“全”的地方有十余处，如“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兵不顿而利可全”“自保而全胜”“全国为上”“全军为上”等，可见“全”在孙子的兵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能有这样的境界，孙子无疑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的确了不起。但更加了不起的是，孙子同时还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求全”只能是一面旗帜、一种理想、一个口号，如果过于拘泥于“全胜”，而忘记了战争厮杀这一残酷的事实，将“理想”同“实际”简单地等同起来，则不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自欺欺人了。换言之，孙子已清醒地认识到，一味追求万全之策是不现实的，因为“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云云，只能将其看作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事实上很难有真正的万全，更不应为追求万全、争取圆满而患得患失、瞻前顾后、投鼠忌器、优柔寡断，以致错失战机，陷于被动，与成功失之交臂，图虚名而处实祸。
正因为孙子早已将这层关系明了于胸，所以他在高举“全胜”这杆大旗，在理念上汲汲追求万全之策的同时，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一直磨砺“战胜”这把尖刀，注重“取偏”的实效，特别强调突出重点，剑走偏锋，主张集中兵力，发挥优势，寻找突破口，各个击破，在此基础上扩大战果，克敌制胜，“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他指出战略家最大的过错，在于不分主次、轻重和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西瓜芝麻随地捡，“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由此可见，在“兵圣”孙子那里，理想上求“全”与操作上重“偏”是高度统一的。孙子真正明白了“舍得”这层道理，得与失是辩证的，舍得舍得，说到底是有舍才有得，所以孙子强调五“不”：“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决不能为求“全”而大包大揽，决不应为“全胜”而放弃“战胜”，一切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以正合，以奇胜”。应该说，孙子这种剑走偏锋的思维方式充满深邃的哲理精髓，老子说“多则惑，少则明”，其中所体现的精神旨趣，正与孙子“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基本理念相吻合。
很显然，孙子有关“求全”与“取偏”平衡统一的辩证思维，反映了理想与实际的统一，终极目标与阶段任务的统一。这在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不无重大的启发意义。它提醒人们，凡事都要设立一个远大而崇高的理想目标，朝着“尽善尽美”的方向积极努力，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则要摆正位置，放低身段，调整心态，尊重客观现实，不抱超越个人能力与水平的企冀，特别要防止出现一味求稳求全、事事渴望圆满的行为方式。这包括计划方案制订上的面面俱到、方方皆足，博弈竞争活动中的通吃不漏、竭泽而渔，人才选拔任用上的求全责备、等量齐观等。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我们更有必要借鉴孙子的用兵真艺术、人生大智慧，分清缓急，甄别主次，开拓重点，把握关键，集中兵力，各个突破，先捡西瓜，后捡芝麻，千万不可不分重点地到处撒网，平均使用力量，导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芝麻、西瓜统统丢光的局面发生。
第六，要克服生搬硬套、无类比附的倾向。
这个问题在《孙子兵法》的借鉴与运用上特别突出，在经济领域可谓泛滥成灾。不少人把《孙子兵法》奉为神明，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动辄将《孙子兵法》的兵学原理和经营管理等经济活动加以联系，不分青红皂白一一予以对应。这就属于乱贴标签，胡乱应用。我们说《孙子兵法》对今天的生活有启示，这主要是就其思想方法论的意义而言，而不是指可以把孙子哪条具体的用兵之法拿来与经济活动方凿圆枘，试图对号入座，否则便是生搬硬套、无类比附。
说到底，兵法的根本属性在于一个“兵”字，讲的是用兵之法，是战场上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艺术、胜负策略，它是针对敌人而不是针对自己人的，是为了解决敌我矛盾而制定的。因为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八个字：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我们为了战场上克敌制胜，就不妨用诡诈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换言之，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然而，商业竞争与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这类矛盾乃是非对抗性矛盾，从性质上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因此，商业经营、企业管理都要讲诚信，要讲利益均沾。换言之，战争是讲求独胜，而管理与商业是诉诸双赢、多赢，双方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即所谓“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处市场多一份机会”。所以我们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不加区别地将《孙子兵法》中的“诡诈之道”运用到企业管理和商业运作中去，否则就会“道德无底线，游戏无规则”，丧失是非之心、感恩之心、敬畏之心，只剩下凉薄的功利之心，从而出现道德的大滑坡，造成十分严重的诚信危机。总之，“兵以诈立”，决不可简单地比附为“商以诈立”。
当然，像道听途说、夸大神化、虚张声势、自吹自擂之类的做法，就更要加以摒弃。从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层面讲，《孙子兵法》的确是件拿得出手的宝贝。但是，有些人流传的不少“故事”，都是捕风捉影，如说拿破仑读了《孙子兵法》发出怎样的感慨，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读了《孙子兵法》又有什么样的赞叹，全然是无中生有。至于讲老布什打海湾战争的时候床头只放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孙子兵法》，以及讲美国海军陆战队人手一册《孙子兵法》等，说得云山雾罩、绘声绘色，更是胡编乱造。这些“故事”以讹传讹，谬种流传，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至少在海外孙子研究的同行当中，会觉得中国人有打肿脸充胖子的嫌疑，太没修养。
第七，重视《孙子兵法》与西方军事学的比较阅读与研究。
在今天，重视《孙子兵法》与西方军事学经典著作的比较研究，是我们更好地阅读与理解《孙子兵法》的一个重要环节。
《孙子兵法》与西方军事著作在语言体例、逻辑概念梳理、形象描述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是两类军事文明的产物。但是，“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万变不离其宗，中西方军事学的基本核心问题，可以说是旨趣一致、异曲同工的，这集中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价值理念上，“慎战”“备战”是中西方战争观念上的普遍取向。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检阅西方代表性的军事学著作，我们能发现，既“重战”，又“慎战”，也是西方战争观念的基调与主旋律。如克劳塞维茨说：“如果说流血的屠杀是残酷可怕的，那么这只能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该使我们出于人道让佩剑逐渐变钝，以致最后有人用利剑把我们的手臂砍掉。”
但是，与此同时，西方军事学家更普遍强调战争必须有所节制。英国军事学家富勒说：“战争可分为两大类：具有有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和具有无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只有第一种战争给胜利者带来利益，而决非第二种。”
“作战的最终目标是歼灭敌人这种有害的信条，在理论上否定了战争的真正目的，即建立更加美好的和平生活。”
“战争中野蛮的行为是不划算的，不要使你的敌人陷入绝望，尽管你会赢得战争，但是那样几乎会拖延战争，造成财产和人员的更大伤亡，这本质上来说对你是不利的。”
这与《孙子兵法》中的“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思想一致，是完全符合政治生态学的一般原理的——“除恶不能务尽”，留有对手，恰恰是自己得以生存的前提。
二是中西方都强调精神要素在战争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认为军队的精神风貌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胜负首先取决于“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强调“上下同欲者胜”“修道而保法”，做到政治清明、上下和谐、内部团结。而战争指导者要鼓舞斗志、振奋士气，就要能够在精神层面上，让士卒们置身于无路可退的绝境，使其在求生的本能驱使下，奋不顾身，死不旋踵——“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这就是所谓的“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成功的要诀首先是精神上对对手的彻底碾压，使对手完全丧失抵抗的意志，自甘失败，所谓“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在西方军事学家的心目中，军事力量的最核心要素，同样是精神层面的。克劳塞维茨说：“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
“在战斗的过程中，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因此，使敌人精神力量遭受损失也是摧毁敌人物质力量从而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博福尔在《战略入门》中也说：“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首先创造，继而利用一种情况使敌人的精神大大崩溃，足以使它接受我们想要强加于它的条件。”
三是都强调以实力建设为本。军事实力是军队综合战斗力的具体表现，也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孙子主张“先为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做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在此基础上，则要积极寻求和利用敌人的可乘之机，即所谓“以待敌之可胜”“不失敌之败也”，一旦时机成熟，便果断采取行动，乘隙捣虚，以压倒性的优势，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孙子认为唯有如此，才是真正“能为胜败之政”。西方军事学家的认识同样如此。如克劳塞维茨就指出：“任何一次出敌不意都是以诡诈（即使是很小程度的诡诈）为基础的。……（诡诈）这些活动在战略范围内通常只起很小的作用。”
四是都强调将帅为军队的灵魂，将帅的素质直接关系战争的胜负。孙子对将帅的作用和地位予以充分的肯定，把他看作保证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条件，提出“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西方军事学家的认识也是相似的，如若米尼就强调：“一个统帅的高超指挥艺术，无疑是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尤其是在交战双方的其他条件都完全相等时，更是如此。”
不仅对将帅提出高素质的要求，孙子还主张将帅应该具备“智、信、仁、勇、严”等“五德”，强调将帅要做到“静以幽，正以治”“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而若米尼则把将帅所需要的最核心的素质归纳为两大类：“一个军队总司令的最主要素质，永远是：（一）具有顽强的性格与勇敢的精神，能够做出伟大的决定；（二）冷静沉着，或具有体魄上的勇气，不怕任何危险。”
克劳塞维茨则说：“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因此，在这里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以便通过准确而迅速的判断来辨明真相……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在法语中被形象地称为眼力，后者就是果断。”
为了使将帅发挥作用、提高效率，很重要的保证，是将帅拥有战场的机断指挥权力，所以，他们都反对“将从中御”。孙子提倡“君命有所不受”，主张“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在西方，“君命有所不受”这一原则同样得到肯定，如拿破仑的话就堪称真知灼见：“总司令不能借口大臣或国王的命令来掩饰自己的罪过，因为大臣或国王都远离战场，他们很少知道或完全不知道当时的战争局势。任何一个总司令，如果明明知道计划不好，而且有致命的危险，却仍然着手执行这个计划，那么，这个总司令就是罪犯。”
五是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在决定性的地点投入决定性的力量。孙子明确主张“分合为变”“以十击一”，强调“并敌一向，千里杀将”。集中兵力，将决定性的力量投入决定性的地点，这也是西方军事学家的共识。克劳塞维茨就一再强调集中兵力为“最普遍的制胜因素”：“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把尽可能多的军队投入战斗。”
由此可见，《孙子兵法》与西方军事学术理论的一致与相似，远远胜过所谓的“差异”与“对立”，我们应该充分看到它们的这种一致性，从而更好地认识中西方军事思想文化中那些超越时空的价值，并从中得到启迪。
英国军事学家富勒曾经这么说过：“世界上没有绝对新的东西，我曾说过，学员只要研究一下历史，就可看出，战争的许多阶段将再次采用基本相同的作战形式。只需进行一些研究和思考，就会认识到，过去所采用的所有战略和战术，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根据军事原则制定的……无论军队是由徒步步兵、骑兵，还是由机械化步兵组成，节约兵力、集中、突然性、安全、进攻、机动和协调等原则总是适用的。总之，摩托化和机械化只是改变了战争的条件，即改变了将军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他的军事原则，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这是从时间的角度说明军事学基本原则的永恒性、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子兵法》一书是魅力长存、永葆青春的，是可以常读常新的。
北宋时期武学博士何去非曾著有《何博士备论》一书，其中关于阅读和利用《孙子兵法》等中国兵学典籍的观点，堪称卓越的见识。其中，在《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里面，他讲到的一段话，我觉得是我们今天理解和运用《孙子兵法》，包括现代社会竞争当中掌握先机、把握主动地位的一把钥匙，非常富有启示性的意义。他强调“不以法为守”，就是不要死守教条，“而以法为用”，即要把它灵活运用；“常能缘法而生法”，就是要根据“法”来生“法”，在大家普遍认同的军事原则上萌生出新的原则和战法来，“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与夫离法而会法”，表面上所做的事情似乎与固有的兵学原则有距离，但实际上真正的精神核心却是合法的，表面上似乎是矛盾的、有落差的，但是实际上却是一致的，是相吻合的。这才是读《孙子兵法》、理解《孙子兵法》、运用《孙子兵法》的最上乘的境界。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孙子兵法》当作古代的哲学原理来看，不要把它当作一种教条，或者说标签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