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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历史学界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氛围相当浓厚。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就是其中重要成果之一。该论集共收论文17篇，敦煌文献影印原件7幅。王重民《敦煌写本跋文（四篇）》是作者生前对敦煌本文选残卷、唐人选唐诗残卷、籯金残卷和敦煌写本辩才家教所写的跋文。左景权《敦煌文书学（汉文篇）发凡》提出了有别于现今通行的“敦煌学”的名称——“墩煌文书学”，并分析了研究工作中的一些弊病。作者还对敦煌文书的内涵和外延等，作了概要的论述。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论述了书仪的性质和渊源。作者通过对伯3449号册子写本的研讨指出，所谓书仪是供人模仿和套用的写信程式和范本。写本书仪虽用骈文，但较为通俗，是当时习用文体，有些词语则常见于唐人文献中。结合唐代历史考察《书仪》内容，有一些反映当时政治社会经济状况的材料值得注意。王永兴《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和其他问题》，是作者1957年发表的《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一文的姊妹篇。他通过多年搜集资料，不仅解释了过去遗留的疑点，而且进一步探讨了差科簿所反映的一些问题。全文分三部分：四件敦煌文书录文和校注；三个名词（遮收、平水和傔）解释；四个问题：（甲）差科簿体现了杂徭制和色役制的特点和征发这两种徭役的需要，（乙）关于勋官荫子制的一些意见，（丙）土镇兵役沉重与中女问题，（丁）色役制研究。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敦煌行人部落》根据藏汉文文献认为，吐蕃飞鸟使相当于汉地驿骑，它不仅限于传递紧急军情，而且还驰报重大政情。唐代吐蕃能从容地统辖一个庞大国家，除依靠强有力军政机构外，就在于拥有一套完备而有效的驿传制度。尽管行人部落性质尚待探索，但它并非吐蕃攻陷沙州后编组工商行会而成的部落。马世长写了有关联的三篇论文：《敦煌县博物馆藏地志残卷——敦博第五八号卷子研究之一》、《地志残卷中的“本”和唐代公廨本钱——敦博第五八号卷子研究之二》、《敦煌县博物馆星图、占云气书残卷——敦博第五八号卷子研究之三》。它们是作者对敦博第五八号卷子的地志、星图和占云气书进行十余年精心研究的成果，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一重要卷子地志录文校勘、抄写年代、星图内容与特点、占云气书内容考校以及史料价值等。
散见于其他报刊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文还有不少。如杨际平《从唐代敦煌户籍资料看均田制下私田的存在》（《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认为这种私田在各户中世代相传，从而使绝大多数农户均有私田。由于各户不断分家析籍，私田又逐步分散；又由于逃亡等原因这种私田又可能与永业、口分田一起收归政府，故私田不会过多。确认这种私田存在，对研究均田制实施状况等有很大意义。孔祥星《唐代前期的土地租佃关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依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对唐前期西州土地租佃关系进行剖析后指出：（1）流行以契约形式维系的土地租佃关系，立契双方主要是小土地占有者，租佃目的是以交错出租土地方式促使更好地进行生产。（2）租佃种类、质量是决定契约支付方式、租额高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支付方式不同又造成主佃双方承担义务的差别。（3）预付租价与后付租价契的租额大致相同，预付货币在当时租佃关系中占重要地位，后付粮食契中主要流行定额租，极少分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