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年度民族史，特别是渤海史研究成绩较大。
关于综述民族关系的论文，熊德基《唐代民族政策初探》（《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唐代民族怀柔政策的形成、这种政策的各种具体措施及其贯彻过程中的矛盾等，认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繁荣富强的封建王朝，这固然是社会生产力高涨的结果，但唐王朝的统治政策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它开明的民族政策，激发了各民族的力量和智慧，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的大国，而且在文化上也呈现出奇异光辉。唐朝的民族政策贯彻始终。从总的形势看，它优于前代与后代。为了从理论上纠正长期以来有关民族关系史论著大谈历史上各族之间友好交往，而有意回避一些民族矛盾的偏向，胡如雷《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认为唐太宗在缔造我国多民族国家上贡献很大，但也有占从属地位的阶级局限性，如大汉族主义意识、掠夺少数民族人民、分化离间各少数民族使其互相牵制以减少唐朝边患等，并指出这种局限性，并非想否定唐太宗。
近年来，中外史学界关于渤海国史的研究十分活跃。本年度国内有的刊物连续发表论文，有的刊物同期发表一组论文，有的个人也不断发表论文，这些论文将出土文物与中外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广泛论述了唐代渤海的族属、纪年、疆域和发展史等问题。如王成国《试论唐代渤海的族属问题》（《沈阳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对中外学者众说纷纭的渤海国族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渤海国的缔造者大祚荣族属为靺鞨，他统辖的人民以粟末靺鞨为主体，还有靺鞨其他各部和部分高句丽遗民。关于渤海中京显德府所在地，中外学者分歧也很大。李健才、陈相伟《渤海的中京和朝贡道》（《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认为，把中京推定在西古城子比较符合实际。朝贡道则以上京龙泉府至长安者最重要。孙玉良《略述大钦茂及其统治下的渤海》（《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认为，大钦茂是渤海历史上承先启后的人物。在他执政中期以后渤海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执政后期阶级矛盾已相当尖锐，渤海人民斗争间接地对大钦茂功劳作了公允评价。此外，还有陈显昌《肃慎的发展和渤海国的建立》、孙秀仁与于志耿《论渤海族的形成与归向》、王侠《珲春的渤海遗迹与日本道》、姜守鹏《渤海隶属唐朝》、孙玉良《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史料》（以上均载《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4期）、王承礼《唐代渤海〈贞惠公主墓志〉和〈贞孝公主墓志〉的比较研究》、孙玉良《渤海纪年补订》（以上均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庄严《渤海是唐朝统辖下的地方民族政权》（《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等。
关于南诏史的论文，方国瑜《唐代后期云南安抚司（南诏）地理考说》（《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论述了西洱河部族社会与唐朝设立云南安抚司、南诏开拓疆土、南诏的疆界、政治区划、地区总称等问题。周嘉珮《南诏村社农民和“佃人”析》（《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认为，在南诏两种主要经济中，村社农民个体经济处于从属地位，奴隶主经济乃是影响和制约其他生产的“普照的光”，它规定了南诏是奴隶制国家。主张南诏是奴隶制的还有金石《南诏——唐代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奴隶制政权》（《历史教学》1982年第7期）。
关于吐蕃史的论文有李秉铨《论唐初吐蕃与祖国关系的确立》（《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江慰庐《浅释“吐蕃”一词的由来及其涵义》（《西藏研究》1982年第1期）、蒲文成《松赞干布生卒年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孙尔康与唐景福《〈隋书〉之附国即早期吐蕃（悉勃野）》（《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等。李振翼、马明达《唐李将军碑残文略释》（《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不仅对唐代地理和汉（吐）蕃关系的研究有一定价值，而且考释出唐代名将李晟先世可能是党项羌，李晟是有党项血统汉化较深的历史人物，并对著名的石堡城地理位置的传统看法提出了疑点。
关于回鹘史的论文则有艾尚连《回鹘南迁初探》（《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高自厚《甘州回鹘渊源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