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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隋唐五代史论文中，经济史论文最多，约占总数1/4，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比过去有所提高。在广度方面，以唐代而言，全国各地经济几乎都有论文涉及，并填补了一些薄弱环节。如论述西南经济的论文有冯汉镛的《唐代剑南道的经济状况与李唐的兴亡关系》（《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通过对剑南道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分析，作者认为剑南道是李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唐代的财政是以江南和剑南的赋税为主要来源，并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财政全靠江南。论述西北经济的论文有梁勤的《论唐代河陇地区经济的发展》（《陕西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作者通过对这一地区经济的两个主要来源——农、牧业发展状况的剖析，认为河陇地区经过大约130多年的恢复与发展，在唐代天宝年间彻底改变了贫穷落后面貌。论述江南经济的论文有史念海的《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扬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该文从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经济地区的地理条件、扬州发展过程、繁荣状况及其萧条等方面，论述了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经济都会的扬州兴衰史。李伯重《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民副业生产的发展》（《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则论述了这个地区农、副业生产重大进展，及其对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民经济的高涨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还论述了《唐代江南地区粮食亩产量与农户耕田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辑）。韩国磐《唐代江西道的经济和人文活动一瞥》（《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也值得一读。
尽管唐代南北各地经济都在发展，但重心在何处？周殿杰撰有《安史之乱前唐代经济重心在北方说》（《学术月刊》1982年第9期）一文。他的结论产生于对安史之乱前唐代南、北两大地区经济的考察、对比。作者还探讨了经济重心南移在中唐以前达到的程度，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
不少论文就其一方面或专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韩国磐的《唐代的食封制度》（《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他说，两汉的封邑制至曹魏出现了虚封与实封。唐代实封制度是由虚封发展而成。至唐后期，实封形成俸赐，已非封邑原义，而唐末五代罢实封之给，实封又成虚名。上述变化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王永兴的唐代土贡专题研究之一《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除介绍6种土贡资料外，还论述了土贡制度的特点：《唐六典》诸书所记各州贡品系通过收购而得，官府作为贡品收购的土产是由特定贡户生产（至少贡物中的特殊物品如此）；每年本州特产是上贡内容之一；太府寺丞管理诸州上贡物品。白文固《唐代僧尼道士受田问题的辨析》（《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论述了唐代僧尼道士受田实行的时间、意义和办法。黎仁凯《关于唐代的逃户》（《文史哲》1982年第4期）探讨了唐代逃户的状况、人身隶属关系的变化及其与农民起义的关系。鲍晓娜《茶税始年辨析》（《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对史学界悬而未决的茶税始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尽管建中税茶时间短，作用小，不及贞元税茶影响深远，但茶税始年仍应属建中三年。此外，张维训《略论杂户“贱民”等级的消亡》（《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李之勤《评〈资治通鉴〉关于唐朝实行两税法的论述》（《人文杂志》1982年第3期）、卢开万《唐代和籴制度新探》（《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和郑学檬《五代十国商品经济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问题》1982年第1期）等，都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