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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史学研究成果较多。瞿林东《唐代史学的通史撰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认为，唐代史学，尤其是中晚期，不少人着意撰通史，体裁有所发展、创新，在唐代史学上占有突出地位，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转折。曾贻芬《论〈通典〉自注》（《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认为，《通典》自注与正文一样，是认识历代典章制度沿革流变，探讨杜佑史学思想重要材料，不能低估自注对史注及历史文献学的贡献。张国刚《〈隋书〉、两〈唐书〉“百（职）官志”校读拾零》（《南开学报》1985年第2期）内容包括误字、脱字、衍字等类；新标点本中有不明制度而致误者；关于两《唐书》纪、志、传校记若干条。宋大川《〈大唐创世起居注〉成书年代考》（《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认为，该书成于武德三年初至八年底之间，是温大雅任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时整理旧记而成。太原起兵过程中成书说不能成立。义宁、武德间成书说失于含混。仓修良、陈仰光《〈新五代史〉编修献疑》（《山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认为，该书并非出自欧阳修一人之手，尹洙确曾参与编纂，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前者著作权，也不会降低或影响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和贡献。
张广达《论隋唐晚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认为，其特点是：一是中原和西域的传统文化各随自身的需要而摄取对方的相应成分；二是文化交流是各民族相互影响、各自作出贡献的过程，交流是相关民族各自发挥特长，进行共同创造的过程；三是交流不等于全盘接受，而是有所拣选乃至舍弃。戴禾《唐代来长安日本人的生活、活动和学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论述了唐代接待日本使节、留学僧的机构及有关规定，日使的外交活动和其他特殊使命，日人汲取唐文化的活动等。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认为，唐玄宗执政前期，侧重利用道家思想治国，后期主要兴趣和精力，则完全转到宗教迷信方面，这一变化是与其政治作为前后变化一致的。马长林《〈唐律〉实施问题辨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5期）不同意刘俊文关于《唐律疏议》并非永徽或开元一朝之典的看法，认为尽管《唐律》在名义上被奉为唐代最重要法典，但在实际生活中，至迟从中唐开始，实施发生较大变化。对实施要作定性分析，更需定量分析。此外还有蒋凡《韩愈〈原道〉篇新证》（《学术月刊》1985年第8期）、李锦全《论柳宗元思想的内在矛盾》（《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金东勋《晚唐著名朝鲜诗人崔致远》（《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和白文固《五代佛教的发展》（《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