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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年8月于乌鲁木齐召开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学术讨论会推动下，成果累累。在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主编的《敦煌学辑刊》第七辑中，有关隋唐五代史的论文有：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认为，贞元二年是沙州陷蕃之年，只有用它去解释当时纷繁复杂的历史，才能畅通无阻，顺理成章。郭锋在《唐代前期唐、蕃在西域的争夺与唐安西四镇的弃置》一文中说，吐蕃自龙朔年间与唐争西域，直至长寿元年，一直处于优势，予唐以有力打击。唐自咸亨弃镇，其间仅于调露元年以碎叶为安西府临时治所，并取代焉耆列入四镇，至长寿元年始克复四镇，重新确立对西域（包括四镇）的统治。郑炳林《试论唐贞观年间所开的大碛路》不同意周连宽关于高昌与焉耆结怨于贞观六年焉耆请复开碛路之说，认为双方积怨已久。大碛路肯定不经过高昌，它不是周连宽所说玄奘自伊吾至高昌南临莫贺延碛的南路，而是另有所指。卢善焕《敦煌曲词〈鱼美人〉考释浅议》对有关该词的三种考释及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论述。高伟《敦煌变文中的双音副词》、都兴宙《敦煌变文韵部研究》、李明伟《〈捉季布传文〉艺术简论》、何昌林《唐代午曲〈屈柘枝〉一敦煌曲谱〈长沙女引〉考辨》等。此外，散见于报刊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文还有：王永兴《论唐代前期行政管理的较高效率与法制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认为，唐前期出现“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行政管理的效率较高和速度较快是重要原因之一，之所以如此，则是由于有一整套比较健全、行之有效的制度，尤其是法制。程喜霖《唐代的公验与过所》（《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不同意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关于唐代过所与公验颇不相同的看法，认为从狭义讲，公验的路征与过所形式上不尽相同，内容与作用并无区别，均为公验之一种，可互称。就广义而言，公验包括过所，后者仅为前者的一种，从这个意义上说，公验不能叫过所。侯灿认为史学界关于过所是通过关、戍、守、捉的通行证明的看法不够确切。它是唐王朝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客观上起到了保障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的作用（《唐代两件申请过所的文书》，《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杨际平《从敦煌文书看唐代前期的和籴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1期）认为，和籴不具强制性。开天时和籴估确比时价高，但在具体实施时州、军仓常不按和籴估收籴，实际收籴价格通常低于和籴估，又不低于时价。和籴规模相当大，唐前期和籴制对巩固边防，调节歉余，促进商品流通起了积极作用。高自厚《从两件敦煌文书看河西回鹘》（《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论述了五代中后期河西回鹘，尤其是甘州回鹘与沙州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