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国史的研究仍是民族史研究中成果较多者。刘晓东、程如《突地稽事迹考略》(《北方文物》1985年第3期)认为,他率粟末靺鞨内附在开皇年间,而不是炀帝时。后以从炀帝伐高丽功拜辽西太守、扶余侯,唐以其部落置燕州,突地稽为总管,贞观元年卒。勿吉为粟末部前身,东魏兴和二年勿吉遣石久云朝贡,当是突地稽之祖为该部渠帅之初所遣。王侠《贞惠公主墓与贞孝公主墓》(《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4期)就两墓形制、结构等差异,探讨了大钦茂执政晚期渤海社会在政治、文化、礼制和丧葬习俗诸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原因。宋德胤说,渤海习俗有一些至今犹保存于满族中。他的《渤海民俗论》(《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论述了渤海的婚俗、养殖和采摘、礼俗、游猎和竞技、建筑、丧葬、服饰、饮食、姓氏、谣谚和传说等习俗。方学凤在《渤海城镇浅议》(《延边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渤海城镇主要是根据渤海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渤海经济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和政治统治中心。《关于渤海首次聘日使的姓名和官阶》(《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4期)的作者韩明安提出新看法:使者是高仁、德周、舍航(舍那娄),职衔分别为宁远将军、郎将;义游将军、果毅都尉;别将。宁远将军和义游将军是高仁、德周的渤海官职,而郎将和果毅都尉是唐给予的封授,并列兼书以示显宠。
干志耿《靺鞨族及黑龙江流域的靺鞨遗存》(《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论述了靺鞨诸部及其分布范围、黑龙江流域的靺鞨遗存、靺鞨物质文化基本特征及其与室韦物质文化具有同一性等。魏国忠、孙正甲《唐与黑水靺鞨之战》(《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认为,《新唐书·李多祚传》关于“讨击”黑水靺鞨之战的记载是可靠信史,这一重大事件不能不对当时及后来东北地区历史进程带来重要影响。
王宏道《〈南诏德化碑〉碑文作者为王蛮盛质疑》(《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4、5期)认为,从“八王称乎晋业(叶)”看,王蛮盛不是“姓王的后代”,郑回是阁罗凤时清平官,而不是异牟寻时清平官。郭松年说《南诏德化碑》是“郑回制文”并非“误说”,就《蛮书》所载“阁罗凤清平官王蛮利之文”而言,王蛮利指的是郑回,而不是王蛮盛,向达、王忠等没有“武断”、“杜撰”。赵鸿昌《论南诏天宝之战与安史之乱的关系》(《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认为,天宝年间唐与南诏的泸南、西洱河之战,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军力,动摇了民心,为野心家兴兵作乱提供了有利因素,但不是安史之乱唯一动因。变乱后至终唐,唐国威不复振,南诏长期成为不可羁力量,安史之乱为始作俑者。
马国荣《唐代吐蕃在新疆的活动及其影响》(《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认为,吐蕃对西域的军事扩张是吐蕃奴隶主为自身利益发动的,并以其政权削弱和各族人民坚决反抗而告失败,客观上对唐中央管辖西域和“丝绸之路”畅通起过消极影响,吐蕃人和西域各族人民互相交往,为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孟广耀《安史之乱中的奚族》(《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认为,安史乱前,奚族就备受安史二人之害,叛乱发动后,十万奚人被驱使至中原厮杀,使北中国遭浩劫,也给奚人带来巨大损失,奚人逐渐看清安史嘴脸,不支持他们,奚人的民族向心力还是朝向中原的。胡绍华《从唐代傣族的社会经济看茫蛮部落的族属》(《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认为,在唐代,傣族社会经济已有相当高水平。茫蛮部落应是今西双版纳和由其至德宏间傣族先民,而不可能是佤、布朗、崩龙等族的先民。熊德基《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试论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在评论了胡如雷《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历史研究》1982年第9期)所举一系列史实真相后,对胡文下述看法提出商榷:胡文说要在对唐太宗一片赞扬声中克服一下片面性起一点平衡作用,作者认为这不是任何人怎么说能平衡的。胡文说唐太宗分化某些民族的策略和手段今天看来都是不可取的,作者认为这何止不可取,有些显然过时了,甚至是反动的。胡文说他特别谈唐太宗民族政策局限性,在于从理论上纠正一下长期以来有关民族关系史论著多大讲民族友好而有意回避一些民族矛盾的偏向,作者认为他不知指哪些论著有这种偏向。对于胡文说教育各族人民在看到历史上存在民族友好的同时,也揭示一些民族关系阴暗面,不但没害处,反而有利加强今天民族团结的看法,作者表示有所怀疑,不敢苟同。其他民族史论文还有苏乾英《〈旧五代史·党项传〉族姓番名考》(《复旦学报》1985年第1期)、薛宗正《西突厥开国史考辨:兼评沙畹说和王譞说》(《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巴桑旺堆《我对〈松赞干布年谱〉的质疑》(《西藏研究》1985年第1期)、诺普桑珠《关于松赞干布享年质疑》(《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冯汉镛《唐代西蜀经吐蕃通天竺路线考》(《西藏研究》1985年第4期)和刘晓东《渤海国湄沱湖考》(《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