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史方面

在本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中，政治史方面的论文仍然数量最多，质量也有所提高。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六个问题。

（1）历史人物评价。关于隋文帝评价的论文有陈德光《论宇文泰、宇文邕父子对隋统一的贡献》（《江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作者从推行汉化政策等五方面，论述了宇文泰父子在隋统一中的重大贡献，认为不应将隋统一功劳全记在隋文帝一人身上。赵云旗《论开皇之治》（《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不同意齐陈骏关于“开皇之治”不可能出现的看法，认为户口急剧增长、垦田迅速扩大和储积充实的记载即使有夸大、粉饰，仍能证明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开皇之治”是历史存在，在承认其局限性的同时，应充分肯定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重要历史地位。韩乐学《试评隋炀帝》（《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认为，隋炀帝虽属亡国之君，但也是有为之主。修洛阳、开运河对当时和后世均有重要意义。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切中时弊。为加强统治、张扬国威，不断出巡，威令在己，又是绝世才子，故不失为一代之雄。当然，隋炀帝不能冷静从事，频兴大役，劳民伤财，三侵高丽是致命错误，导致灭亡。李韧《试论李泌》（《许昌师专学报》1985年第3期）认为历事肃、代、德三朝的李泌功大于过。从大节看，他不愧为地主阶级出色政治家、卓越战略家，值得充分肯定的历史人物。金宝祥说，李泌倡议并付诸实施的“北和回纥，南通云南”之策，说明他不失为唐与吐蕃关系史上一代功臣（《吐蕃的形成、发展及其和唐的关系（下）》，《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宁志新《略论唐太平公主的政治倾向》（《河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2期）认为，太平公主的政治倾向非常鲜明，她是唐王朝忠诚捍卫者，李唐宗室最杰出女性之一，而不是不少学者所说的武氏集团最后代表人物。五代的冯道，千百年来毁多誉少，任崇岳从献替可否、尽心辅国、雕印经书、泽被后世、荐贤举能、延纳后进、为官清廉、不以富贵骄人等方面论证了冯道功多于过，是个瑕不掩瑜的政治家（《略论冯道》，《史学月刊》1985年第5期）。陶懋炳认为冯道虽无所作为，缺乏民族气节，反对北伐，企求苟安，但他毕竟还有某些可取之处，不宜全盘否定（《五代史略》，第323—324页）。

（2）政治制度。李光霁《隋唐职官制度渊源小议》（《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不同意陈寅恪提出的隋官制承北齐而不承北周的观点，认为隋文帝虽废北周六官，但也并非全依北齐之制，所建中枢机构是新体制，仅恢复汉魏名号。隋唐六部制既受北周六官直接影响，也受《周礼》六官某些间接影响，不像有人所说“绝无干涉”。贾宪保《论中晚唐的中枢体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认为，中晚唐皇帝为直接控制地方、军队和政府，培植了内廷文臣、神策军和宦官三股势力，引起了中枢体制变动，新中枢体制的形成，加强了皇权。姚澄宇《唐朝的文官制度》（《江海学刊》1985年第4期），论述了文官制度的兴废，认为贞观年间这一制度比较健全，高、武时文官考试、考核和铨叙制开始废坏，开元时逐渐恢复正常，肃宗以后官员铨叙制度废坏至无可道者地步。马小红《试论唐代散官制度》（《晋阳学刊》1985年第4期）认为，该制是为适应加强皇权、消灭士族势力需要而建，其实施使旧士族社会地位逐步为本品取代，而本品则作为社会等级的标志，也是依靠唐代强大政治力量来完成的。杨鸿年《唐募兵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认为，募兵制虽不始于张说，但因其建议而大为盛行。尽管其后招募是主要兵源，却不是唯一兵源，还有许多得兵之法。募兵制特点是募需资财、条件、自愿和无地区限制。对有争议的唐政事堂制度，陈振提出以下看法：一是政事堂制度形成于贞观十六年前后；二是宰相在门下有议政始于武德年间，而不是北朝或隋；三是政事堂迁入中书省在光宅元年七月；四是政事堂不是开元十一年才有专印（《〈政事堂制度辨证〉质疑》，《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杨友庭《唐代翰林学士略论》（《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认为，翰林学士出现于玄宗后期，德宗时形成制度，它是对以往各种顾问、秘书制之继承，开元后期政治状况的产物。它是差使制而不是官制，无定员。翰林学士院不受三省管束，又有其某些重要职权。翰林学士权位日隆，成为唐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唐后期皇帝依其反宦官、藩镇，但屡失败。庄昭《进士科起源试探》（《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认为，进士科起源似定在隋朝为宜，至于究竟起于开皇还是大业，则有待发掘新史料。傅璇琮《唐代的进士放榜与宴集》（《文史》1985年第23辑）指出，唐代进士榜一是用大字书写，贴于礼部固定地点的张榜；二是传通至各处的榜帖。发榜后，进士还要有一系列礼节、仪式，该文着重论述了曲江宴、慈恩题名、杏园探花宴、闻喜、樱桃和月灯等宴集。张泽咸《唐代“南选”及其产生的社会前提》（《文史》1985年第22辑）认为，南选是唐朝在江淮以南新设置的特殊铨选制度。它与唐代政策，尤其是民族政策有关，更与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估计在武德后期、贞观时即已存在，岭外直至宋代仍存在南选，黔中南选也长期施行了。江淮南选与黔中、岭南有所不同，它未形成长期固定制度。薛宗正《唐金山都护府钩沉》（《新疆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论述了金山都护府的渊源、置废和作用。作者认为这一都护府源自西川都督府，创于龙朔二年，对唐代西北边防起了辉煌历史作用，罢废于垂拱元年。刘海峰《唐代俸料钱与内外官轻重的变化》（《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认为，唐前期，特别是开天时重内官轻外职，政治原因较多。唐后期重外官轻内职原因复杂，京官主动求外官，大多是为了较丰厚俸料钱，出现“俸薄处无人愿去，禄厚处终日争先”现象。至于俸料钱来源，近年来史学界颇有争论，王珠文《关于唐代官吏俸料钱的几点意见》（《晋阳学刊》1985年第4期）认为，唐代以户税充官俸年代上限为乾封元年，开元十八年又恢复以公廨本钱充官俸，以户税为公廨本钱月收息供外官之俸料，经开天行至唐后期这样一种看法的根据似欠充分。天宝时外官俸料的来源是户税钱而不是公廨利钱。

（3）唐代宦官。牛志平《略论唐代宦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对齐陈骏、陆庆夫《唐代宦官述论》（《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一文提出商榷，认为该文主要观点多因袭成说。作者认为唐代宦官虽有种种劣迹，但它在维护中唐以后中央权力方面所起作用不可低估。看不出宦官代表工商杂类。宦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因皇帝需要和本身功绩得以专权，而不是因皇帝昏庸和纵欲被宦官钻空子所致。宋衍申《唐代的宦官与皇权》（《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5期）认为，不应当将宦官专权原因简单地归结于封建社会制度，它不是皇帝本意，其根本原因是皇帝昏弱。

（4）牛李党争。王炎平《牛李党争始因辨析》（《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虽同意岑仲勉力辨《资治通鉴》关于党争记载之误，但又认为岑说疏漏，并提出新见解。他认为，人们忽略了牛党第一个党魁是李逢吉，党争是由他反削藩引起的。所谓牛李始结怨于元和三年对策，党争成于长庆元年复试的说法皆误。党争应始于元和十年。刘智亭也认为李逢吉是牛党早期重要人物（《李商隐与牛李党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而王西平却仍认为牛李党争结怨于元和三年对策。他在《杜牧与牛李党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一文中还认为，牛党大致反映了改革要求，李党代表朝廷上层保守思想。侯愚、吕增良《李德裕思想研究》（《河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认为，历代文人多数把李党首领李德裕说成代表反动势力的政治家、思想家，这是偏颇的。纵观其一生，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

（5）藩镇割据。黄新亚《说玄宗削藩与安史之乱》（《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认为，玄宗对藩镇势力并非像有的学者所说毫无警惕，并采取调动军队和节度使、各军镇势力相互牵制等措施，但他无力制止安史之乱，不宜夸大玄宗削藩次序失误后果，更不应将叛乱爆发归之于他沉溺酒色、姑息养奸、任用胡人等。齐勇锋在《唐中叶的削藩措置及其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一文中说，采取经济、军事、行政人事制度等措施，限制和削弱藩镇势力的发展，是唐中叶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斗争重要环节之一，它对安史乱后中央政权仍能维持一个半世纪，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6）农民战争。黄惠贤《李密洛口政权兴衰述评》（《江汉论坛》1985年第9期）认为，洛口政权不是农民革命政权，而是封建割据军事政权。其内部李密与翟让的矛盾，实质上是当权封建贵族与丧权农民领袖的矛盾，是两个对抗阶级生死搏斗。李密“本营”溃散，王伯当远离乡土，瓦岗旧部离心离德，导致洛口政权衰败，李密降唐。王大华说，将大齐政权失败原因全部归于黄巢犯错误的个人因素不能令人信服。他的《论大齐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认为，这一政权建立后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性，铸成了本身的悲剧：大搞平均运动，结果适得其反，严重缺粮，难以施展流动作战长处，陷入硬拼死打固守则败绝境。黄巢基本没犯大错，应当澄清对他的误解与责备。赵熙文《略论皮日休参加义军的思想基础》（《湖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认为，曾发誓“天下若不平，吾当甘弃世”的皮日休，不能容忍晚唐混乱腐败政局，因而不顾是非毁誉参加义军，达到了他“适乎道而已矣”的目的。

此外，有关政治史方面的主要论文还有李燕捷《隋平陈战争浅析》（《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郭绍林《唐高宗武则天长驻洛阳原因辨析》（《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罗元真《评〈为徐敬业讨武照檄〉》（《山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潘孝伟《唐朝前期军事布局的演变》（《安庆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张其凡《五代政权递嬗之考察》（《华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等。 xfVzh3KXlXJ6hSrkLQTIq7WS4r9zCjjp83qNmifrs2eM9lswgqxuZn04Qz7FYk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