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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这方面研究以文学和史学论文较多，并提出不少新见解。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讨论会，探索了唐代边塞诗研究、怎样开创唐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等问题。罗宗强《牛希济的〈文章论〉与唐末五代倡教化的文学主张》（《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认为，牛希济主张纯粹实用，彻底否定文学的艺术特殊性，但他并未付诸实践。唐末五代倡教化、重功利的文学主张无可资肯定的价值。罗元贞《李白〈菩萨蛮〉、〈忆秦娥〉词是伪作》（《晋阳学刊》1984年第5期）从该词来历可疑等六方面论证了它们是中唐以后人伪托。王仲荦《大唐帝国末日的挽歌——韦庄诗篇》（《唐史研究会论文集》）认为，韦庄《浣花集》较全面反映了唐王朝“忽喇喇似大厦倾”的过程。周一良《唐代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指出，奈良时期中国尺牍范本已传入日本。平安后期在书仪影响下出现了日本特有的书札范文。日本尺牍中联系季节的问候套语等都有中国影响。陈光崇《论陆游〈南唐书〉》（《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认为，有人否定《新修南唐书》为陆游所作的理由不能成立。该书作者是陆游而不是胡恢。他的《记晚唐史家姚康和陈岳》（《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认为，姚康和陈岳虽不见史传、鲜为人知，但他们却是晚唐较有成就的史学家。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认为，杜佑研究历史大抵是按历史发展本来面貌写史，《通典》反映的逻辑体系是当时史家对客观历史认识达到的最高成就。其旨趣则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经世致用。杨廷福《唐律的特色》（《唐史研究会论文集》）指出，唐律特色是：维护唐朝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具有一般预防主义和罪行法定主义倾向，伤害罪的保辜和法官责任制度。此外还有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例述》（《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严绍璗《白居易文学在日本中古韵文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张锡厚《王绩生平辨析及其思想新证》（《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