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民族史研究成果较多,一些薄弱环节或空白点得到加强或填补,研究工作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有所改变。
本年发表的渤海国史研究论著比往年略少,但研究成果质量有所提高。陈显昌《渤海国史概要(五)》(《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论述了渤海国灭亡、渤海族离散及其遗民的反辽斗争。他的《渤海国史概要(六)》(《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则论述了渤海国的宗教、语言文字和文字艺术等文化,及其与中原汉族文化的密切关系。方学凤《渤海与日本贸易的历史略考》(《延边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论述了渤海与日本贸易的史实和原因,认为双方聘使互市十分活跃,基本上不存在纯属民间的私商贸易。此外还有魏国忠、朱国忱《论渤海经济》(《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2期),魏存成《渤海王室贵族墓葬》(《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刘忠义、冯庆余《渤海东牟山考》(《松辽学刊》1984年第1期)等。
黑水靺鞨是靺鞨族的一部,过去很少有专文论及。杨保隆《黑水部和黑水靺鞨地域考》(《北方论丛》1984年第2期)认为,黑水部和黑水靺鞨是两个不同时期的称号,地域也不同。前者在今同江县附近至奇集湖地区的黑龙江南北地;后者东临日本海,南以嫩江下游和松花江北地沿松花江、依兰至海与渤海相接,西以嫩江和精奇里江附近与室韦毗邻,北至鄂霍茨克海。周维衍《唐代的“流鬼”和“窟说”》(《复旦学报》1984年第2期)认为,中外学者关于唐代“流鬼”指今库页岛之说不可取,它应在今堪察加半岛。但库页岛极有可能是唐黑水靺鞨窟说部的分布地,窟说部隶黑水都督府,为唐王朝统治所及之部分。流鬼国经靺鞨介绍才通唐的。
吐蕃史研究有新进展。郑铁巨《略论松赞干布的武功及其内外策略》(《西藏研究》1984年第3期)认为,其武功主要是对内平定叛乱,剥弱旧贵族之势,创立国家;对外把领土推至雅鲁藏布江以北,征服苏毗、羊同等。他内外策略的灵活性和卓越才能则表现在恩威并用、军事与外交并进、治军有方、与唐亲善、吸取中原地区先进生产技术及文化。王尧《新疆藏文简牍考述及释例》(《文物》1984年第9期)认为,这些简牍对研究吐蕃军旅在西域的活动、安西四镇的争夺以及“丝绸之路”的风云变幻都是极珍贵资料,值得大力探讨。黄显铭《文成公主入藏路线再探》(《西藏研究》1984年第1期)根据汉、藏历史语言资料和实地考察指出,文成公主入藏由东道康区至吐蕃的路线比较合理,不是由青海入藏。吴逢箴《送入吐蕃使诗浅析》(《西藏研究》1984年第4期)通过剖析送入吐蕃诗,认为就唐蕃关系来说,不仅要正视多次发生战争的史实,也要看到人们如何为避免战争奔忙,不少史臣乃是肩负调解矛盾、息兵使命往返于唐蕃间的。此外还有彭起耀《试论剑南道在唐蕃战争中的地位》(《成都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唐嘉弘《唐代吐蕃赞普的族属新探》(《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蒲文成《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生卒年考(三)》(《西藏研究》1984年第3期),李竹青《唐代杰出的藏族医学家玉妥宁玛·云丹贡布》(《西藏民院学报》1984年第2期),黄颢《吐蕃藏文针灸图释》(《西藏研究》1984年第3期),任乃强、曾文琼《〈吐蕃传〉地名考释(六)》(《西藏研究》1984年第1期)等。
对唐与回纥绢马贸易,史学界传统看法认为这是不等价交易。马俊民《唐与回纥的绢马交易》(《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不同意此说,认为唐坚持这一贸易并未吃亏,而是一箭多雕。从全局看,不失为双方有利之举,此种以互市实现兄弟民族友好本身就值得肯定。王有德《唐与回纥和亲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认为,由于李唐有少数民族血胤,回纥助唐平定外患内乱,唐军马主要靠其供给,因而唐与回纥的和亲优于他族,它不是强迫性“屈辱”联姻,彼此政治经济目的均达到了,而后果影响则远远超出了这些目的。程溯洛《高昌回纥王国政治经济文化史略》(《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指出,高昌回纥是唐王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部分,社会经济有长足发展,基本上摆脱了过去以游牧业为主的内容而具有西域地区特点,文化也很发展。
张广志《南诏与奴隶制》(《青海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从俘虏、“徙民”、“佃人”、手工业者和被征服部落民的身份,奴隶数量和起义,南诏生产关系主流等方面论述了长期支配南诏史研究的“南诏奴隶社会论”不能成立,认为南诏社会经济结构里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奴隶制生产关系,而是封建生产关系,绝不是奴隶社会。林超民《试论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的历史条件》(《思想战线》1984年第3期)认为,洱海一带从汉晋游牧社会发展为唐初农业经济为主的地方政权,是该地部族社会发展必然结果,也是唐王朝治理的产物,云南历史从而揭开了新篇章。
段连勤《关于西突厥与西突厥汗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就突厥汗国分裂前阿波可汗封地及牙帐所在地、达头和阿波在西突厥汗国创建中的作用、阿波统辖区及其在泥撅处罗可汗时变化等问题,对《阿波可汗是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提出商榷。林幹《西突厥纪事》(《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记述了西突厥始祖室点密和达头可汗对东西突厥的短期统一,西突厥的强大与分裂、政权复亡及其后的西突厥。
李延恺《弘化公主和亲及唐浑关系考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认为,弘化公主嫁诺曷钵在贞观十七年,它不仅把汉与吐谷浑人民友好纽带紧结在一起,对恢复和发展吐蕃与吐谷浑人民之间传统友谊也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任崇岳《契丹与五代山西割据政权》(《晋阳学刊》1984年第5期)认为,李存勖等从山西发迹建国奥妙在地理环境,因仅靠本身实力尚难夺天下,故均勾结契丹,当儿皇帝。燕云十六州割归契丹后果虽严重,但决不意味着中原几百年动乱应归咎石敬瑭一人,他受挞伐不在割地而在气节,近来有人替石敬瑭翻案,“实在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