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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仍保持蓬勃开展的势头。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主编的《敦煌学辑刊》五、六两辑发表了33篇论文和译作，是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重要成果。其中有关隋唐五代的主要论文有陈国灿《敦煌所出诸借契年代考》，该文对《敦煌资料》第1辑所收借贷契的具体年代进行考定，少数尚无法判定者也作了说明。姜伯勤《突地考》认为一突等于唐制十亩。“突地”是经吐蕃当局注籍的土地（包括耕地、空地等），“突税”又称“突田”、“纳突”，有关者还有“突田历”、“突田仓”等。“突课”即田课。郑学檬《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后期敦煌县人口结构试析》指出，当时敦煌农业生产条件较好而发展缓慢的关键，在于封建兵役、差役负担过重造成的男劳力减少，复杂的不利于人口自然增长的家庭组合也使发展受到限制。冷鹏飞《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认为，张氏政权初创时进行过田地户口重新登记，并制定户状对农户土地进行一些调整，引起不少纠纷。当时赋税官布等分别登记，官府指派布头等征收，与唐前期籍帐制度似乎有所不同。孙修身《斯2614号卷写作年代的考定》指出，该卷写作年代当在五代曹议金取代张氏统治瓜、沙后，下限当在天成三年（928），最迟也晚不过乾祐三年（950）。许多学者采纳的藤枝晃关于该卷为乾宁二年（895）的说法，乃是毫无根据的臆断。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认为，王玄策在中西交通史上地位不亚于玄奘，从某些方面讲，甚至远远超过后者，王玄策的《中天竺国行记》是研究古代印度等国历史地理、社会制度、宗教艺术和中印交通史的珍贵材料。卢开万《唐前期西州地区高利贷盘剥下均田百姓的分化》认为，从解放后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既可窥见西州地区高利贷是唐前期土地兼并主要手段，也能看到在高利贷盘剥下均田民分化的具体过程。李军《唐代私奴婢初探》比较详细深入地论述了唐代奴婢数量、身份变化的社会经济原因。邓文宽《官吏考课与唐王朝的盛衰》重点在于对考课制度、政策的实施状况及客观效果，从纵的方面进行检查，总结经验教训。刘铭怒《丝路掇琐》论述了唐代归化人罗好心、称为兴生胡的西域商人、长安有无胡姬和丝绸之路上的丝绸。此外还有卢善焕《〈敦煌变文字义析疑〉读后》、张鸿勋《〈唐写本孔子与子羽对语杂抄〉考略》、高国藩《敦煌写本〈太公家教〉初探》、王继光《敦煌唐写本〈六韬〉残卷校释》和林其锬、陈凤金《一种未被著录的〈刘子〉敦煌残卷附校记》。
散见于报刊的主要论文还有张弓《唐五代敦煌寺院的牧羊人》（《兰州学刊》1984年第2期）。作者认为这些牧羊人属佣工者不少，寺院对其考察严格，佣值包括雇价、佣食和节日酒食。属寺院依附人户的牧羊人则属贱口，与寺奴婢也异，一般自营经济，牧羊乃寺院劳役。属寺奴婢身份牧羊人，其物质生活待遇相当菲薄。王尧、陈践《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5号研究》（《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探索了吐蕃占有敦煌时期民族关系，认为吐蕃人、孙波人属嫡系部队，吐谷浑人、党项人是杂牌军，被征服的瓜、沙汉户则被编成“沙州汉户部落”。王炳华《吐鲁番出土唐代庸调布研究》（《唐史研究会论文集》）介绍了20件出土庸调布、绢、绫，认为它反映了唐代国家高度统一，新疆与内陆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减少麻布幅宽、密度是反抗唐王朝剥削手段之一。赵昌甫《唐代吐鲁番文书“部田”“常田”名义释疑》（《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不同意杨际平所说“部田”是屯田、“常田”是民田之观点，认为二者同属均田土地。袁行云《唐以来诗文中所见敦煌述略》（《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从文献记载和金石碑铭辑录大量诗文，概述了唐至清一千余年诗文中反映的有关敦煌的政治、经济、中亚文化交流和佛教等。周一良《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对《王梵志诗校辑》一书里十五首诗中注文有误者纠之、未注者补之，并指出书中个别错字及原诗中尚待进一步阐释的一些词语。邓文宽《敦煌写本〈百行章〉述略》（《文物》1984年第4期）认为，《百行章》写本年代大都在唐和五代。该书成于武德末贞观初，是研究作者杜正伦、唐初思想统治和封建伦理学史重要资料。沙和、孔祥星合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和图书馆合编《敦煌学论文选》（上集），以及龚泽铣译《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等，对推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工作甚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