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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是，老问题的研究有新进展，新课题的开拓成绩显著。胡戟《北周与隋代的租额》（《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认为，近年来流行的隋文帝“重租政策”论不符合历史实际，把隋之富庶主要归结于这种政策容易造成错觉。该文从度量衡计算入手，论证了隋代租额比北周轻。翁俊雄《隋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不同意有些论著关于隋代只是承认一下北齐均田制、并未认真推行的观点，认为隋颁布过新均田令，内容还较丰富，并根据钩稽考订的零散史料论述了《隋书·食货志》所载隋《田令》之遗漏、实行情况及其过于简略的原因。刘海峰《唐代官吏俸料钱的财政来源》（《晋阳学刊》1984年第5期）认为，唐代以户税充官俸年代上限不是有人说的仪凤三年，而是乾封元年。唐后期仍有某些地区将公廨本钱充官俸，而不是开元十八年后就不再用公廨本钱了。张弓《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从唐以前早期寺观户、唐前期观寺部曲和官赐观户、唐后期寺观“枝附”人户、晚唐五代敦煌寺户和“常住百姓”等方面论述了南北朝隋唐寺观户的历史发展。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的轮作复种制》（《暨南学报》1984年第1期）认为，唐代南北两大区域主粮生产的轮作复种制，表明当时各种作物栽种次序日趋紧凑，单位面积土地利用率有明显提高，它是唐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与夏秋两收作物普遍栽种相适应，两税法也从此确立下来。陈明光《唐代“除陌”释论》（《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认为，唐代“除陌”有性质迥异三种内涵：一指交易税；二指唐中央对“中外给用钱”的“抽贯”；三指铜币在实际流通中允准每贯垫除若干文，依旧充一贯价值使用。胡道修《开皇天宝之间人口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认为，开天之间是中国人口分布发生巨大变化时期。隋人户主要分布在北方，繁荣据源于此。“贞观之治”是南方经济高涨时期之一。“开天盛世”建立在南北方双峰并峙之上，北方仍是全国人口重心。而安史之乱则是南北人口升降主要转折点，人口重心南移行程中最重要一步。杨希义《略论唐代的漕运》（《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指出，唐代漕运路线大致可分东南运河道、江淮汉
道、嘉陵故水道、大庾灵渠道和黄河汾水道。在重大改革基础上逐步建立了一套严密漕运法令，健全了漕运制度，漕运与唐代政治盛衰、经济盈缩关系极大，起过重要作用。潘镛《论唐代租佃关系的积极意义》（《昆明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认为，唐代生产关系之一的租佃关系，与当时农业生产力基本相适应，它的流行、普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繁荣有贡献。曹尔琴《唐长安的青门》（《唐史研究会论文集》）认为，青门就是东门的一般称呼，在交通上有重要性，青门内外商业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