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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隋唐五代史论文中，政治史的论文数量最多，质量较好者也较多。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四个问题。
（1）历史人物评价。罗嗣忠认为，将隋速亡归于炀帝一人罪恶未必恰当。他在《重评隋朝短祚而亡的原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一文中说，隋之速亡除炀帝暴政外还有多种因素，隋文帝也负有不可忽视的重大责任。赵云旗《论隋炀帝评价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认为，史学界将炀帝建东都、开运河、巡幸贬视为主要是为游山玩水的暴政，乃是只见表象未揭实质。其直接目的是加紧控制江南，充实财政，以巩固中央集权。杨希义《唐太宗“精简官员”说考辨》（《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认为，史学界把唐太宗将中央官员精简为600余人视为首要善政缺乏根据，因它只是改革方案，并未也不可能付诸实施。王世莲却认为，史载虽略有出入，但他确实实施了省官简政（《省官简政惩贪治赇》，《求是学刊》1984年第4期）。何敦华《论唐太宗在创唐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作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认为，尽管唐太宗是否篡改国史尚需深入探讨，但必须肯定他在创业中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不应抹杀和贬低李渊仅次于唐太宗的重要作用。赵克尧《〈氏族志〉与唐太宗的关陇门阀观》（《复旦学报》1984年第2期）对许多学者将修《氏族志》看作唐太宗反士族提出异议，认为这恰是他具有浓厚门阀观的表现，搞世袭刺史、修史崇祖和崇道崇祖实质上都是为树立关陇新门阀作现实政治上、历史上和神权上的准备。牛致功《文德皇后与唐太宗政权》（《史学月刊》1984年第6期）认为，她是唐太宗的得力助手，后者历史功绩包含着文德皇后活动内容，她是对中国历史有过一定贡献的妇女。马俊民《谈唐肃宗以灵武为兴复基地的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说，他这样做，既可搜集陇右公私马，征边兵，又便于借回纥精骑，为平安史之乱投下了关键的一子。乌廷玉《唐朝杰出的政治家李德裕》（《唐史研究会论文集》）不同意有些学者将李德裕说成保守派，认为他使唐后期由积贫积弱逐渐强大，导致“会昌中兴”，实质上是“永贞革新”的继续与发展，并大大超过了“二王八司马”业绩。陈贤华《略论陆贽的人才思想》（《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在阐述他的“立国之本在乎得众”、“诚得人疑失众”、“人皆含灵唯所诱致”和“按名责实”等思想后指出，它虽有阶级时代局限，但其中若干光点对研究社会主义人才学不无借鉴作用。赵文润不同意把韦皋说成有野心的藩镇割据势力代表而全盘否定的看法。他的《论韦皋》（《人文杂志》1984年第5期）认为，此人无割据野心，不曾要求都领剑南三川，他“服南诏，摧吐蕃”，治蜀功绩卓著，是唐中期杰出政治家、军事家。
（2）典章制度。谷霁光《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认为，私兵募佣制对五代十国分裂割据起为虎作伥的作用。亲军义儿则是其孪生的两种特异形式。至后周它们随着分裂割据一起走到了尽头。傅璇琮《关于唐代登科记的考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在回溯唐宋有关唐人登科记记载、流传后指出，徐松《登科记考》提供唐五代科举发展、衍变及有关人物活动，功不可没，它是清考据学应用于学术史的积极尝试。李必忠《安西四镇考辨》（《唐史研究会论文集》）就争议较大的安西四镇兴废问题提出己见；它始置不早于贞观二十二年闰十二月，最初四镇为龟兹、疏勒、于阗和焉耆，最后放弃于贞元中，其间曾五置五废。刘希为《唐朝宰相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认为，唐代宰相人数之多，制度之完善成熟，加强中央集权作用之显著，国内外影响之深远为历史所仅见。刘恩惠《唐代制举初探》（《松辽学刊》1984年第3期）认为，制举始置于贞观，盛于永徽至天宝，大中六年后不举行了。它虽不常举行，录取者寡，但能破格拔人，地位比进士等科高。金旭东《〈科举制起源辨析〉之商榷》（《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不同意何忠礼否认进士科首创于隋的观点，认为薛登之说并非孤证，把“投牒自进”作为科举制与荐举制最根本区别不妥。周期发表的周东平《关于科举制起源的几点意见》也认为进士科非昉自唐，而创置于隋，科举制乃是科目众多、分科举人的选举制度。徐连达《隋唐的封爵制度》（《合肥教育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认为，在长期分裂后重新建立大一统的隋唐，封爵制度逐步健全，规制、内容比两汉更趋成熟，本身也经历不断变化，对后世爵制有重大影响。
（3）宦官专权。宦官是唐史，尤其是唐中后期政治史上重大问题之一。本年不仅发表了一些系统论述宦官形成、发展和败亡过程的论文，而且对某些传统看法提出异议。如齐陈骏、陆庆夫《唐代宦官述论》（《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认为，司马光关于唐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之说虽较粗略，却大体勾画了宦官专权的过程。唐王朝从统一到分裂，由盛而衰，有经济原因也不能低估宦官危害。巴新生《唐代禁军组织的演变与宦官典禁军制度》（《天津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认为，府兵、
骑和禁军三阶段概括了禁军演变过程。宦官擅权之基础在掌禁兵，管枢密，前者尤为根本。葛承雍《重评高力士》（《人文杂志》1984年第1期）指出，有些学者将高力士定为劣迹昭彰反面阉贵似欠公允。他在前期辅佐唐玄宗整肃纪纲振兴朝政，后期敢于直谏弊政，积极作用应予肯定，他有“事君之忠”和明哲保身双重特点。
（4）藩镇割据。本年这方面研究工作又有新进展。杨志玖、张国刚《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认为，这一制度有利有弊，主要方面是积极的。因其有利调整唐王朝用人政策，弥补肇建时科举制诸种不足，尤其在铨选唯循资格、人才久滞的情况下，使府辟署常使一些抱器之士脱颖而出，培养了一批人才。方积六《论唐代河朔三镇的长期割据》（《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认为，河朔三镇官僚地方化和地主豪强统治，坚决要求割据以维护特权，唐后期河朔地区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兵强马壮，共同作战，故能长期割据，而悠久的习武风尚、各民族广泛融合也有一定影响。魏承恩《略论唐五代商人和割据势力的关系》（《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认为，唐五代商人与中央存在尖锐矛盾，与军阀关系密切，在二者斗争中站在军阀一边，成为割据势力重要社会基础，割据政权政策也体现了商人利益。
此外，论述政治史其他问题的论文还有胡如雷《唐玄宗李隆基卒年辨》（《河北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作者认为关于他的卒年，《旧唐书·玄宗纪》记载错误，《新唐书·玄宗纪》脱“宝应”二字，《新唐书·肃宗纪》和《资治通鉴》正确，即卒于宝应元年建巳月甲寅。宁可、阎守诚《唐末五代的山西》（《晋阳学刊》1984年第5期）从山西特点出发，结合唐末五代历史，简要论述了五代兴亡，指出唐末五代是山西在中国古代史上三个最重要时期之一。臧嵘《论五代初期的汴晋争衡》（《史学月刊》1984年第3期）根据汴（朱温）、晋（李克用）两大势力逐鹿中原斗争，论述了梁由盛而衰亡、晋由弱逐渐变强的历史过程。武建国《唐代的贱民》（《贵州文史丛刊》1984年第3期）较系统地论述了贱民的等级、来源、数量、隶属、服役及其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异特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