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年度在隋唐五代的史学、宗教、哲学、法律、诗歌、传奇、变文、绘画、马球等研究方面，都发表了不少论文，其中史学和宗教研究成果比较显著。
陈光崇《刘秩事辑考》（《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论述了刘秩的经历，他与房琯的关系，刘秩的卒年及其所撰《政典》等。谢宝成《〈隋书·经籍志〉对〈史通〉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则具体分析了《隋书·经籍志》对《史通》的影响，并指出我们在充分肯定《史通》的贡献时，也不应抹杀或忽略《隋志》的历史作用。刘洪全《姚振宗与〈隋书·经籍志考正〉》（《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向人们推荐《隋书·经籍志考正》。他说，这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有学术参考价值的好书，值得一读再读。韩长耕《〈大唐六典〉行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对几个世纪以来争论不休的《大唐六典》行用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他认为，《大唐六典》在唐初不曾颁用，但又曾行用。陈其泰《〈金明馆丛稿二编〉与陈寅恪治史风格》（《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认为，《金明馆丛稿二编》一书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陈寅恪替别人论著撰写的跋、序、审查报告。因为它们有助于探索他的治史风格和他超越前人成就的缘由。谭英华《略论〈新唐书·食货志〉的编纂方法和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认为，尽管《新唐书·食货志》确实存有许多缺失，个别之处还较为突出，可是它在包含资料的广度，以及某些章节编纂的深度上，乃是《旧志》所不及的。况且目前所能判断其有误的疵病究属少数，决不能作出全盘否定其史料价值的结论。
林悟殊《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文史》1983年第18辑）对该教于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之后传入中国的传统看法表示疑义。作者认为，延载元年拂多诞来唐，只是标志着这一宗教获得中国官方承认，并公开传播。给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划一准确年代尽管困难，然而在4世纪初，中国内地可能已感受到它的信息。此外，郭朋《慧能的思想与〈坛经〉的演变》（《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李富华《宗密和他的禅学》、朱越利《试论〈无能子〉》（以上均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1期）、温玉成《禅宗北宗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2期）、龚方震《唐代大秦景教碑古叙利亚文字考释》（《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辑）等，也都是内容充实值得一读的学术论文。
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刘美崧《从施肩吾的〈岛夷行〉谈到台湾、澎湖群岛与祖国大陆的关系》（《湘潭师专学报》1983年第3期）根据对唐代诗人施肩吾迁往澎湖的史实，以及《岛夷行》含义的剖析，指出有的人对他曾至澎湖的某些怀疑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关系试析》（《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5期）则从考查唐律与礼的内在关系入手，论述了唐律与礼的关系的特点和实质。而王秉钧《为妇女呼吁鸣不平的白居易》（《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一文，以及乐秀拔《白居易经济思想浅析》（《财经研究》1983年第4期）一文也都富有新意。
纵观1983年隋唐五代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作为断代史研究而言，某些领域仍需大力加强，对一些新的课题则需继续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应指出的是，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仍显得薄弱。对这方面的一些课题，还应进行新的开拓；对提出的一些问题，还应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提高。这些都有待于学者们百尺竿头，作更进一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