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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比过去更朝气蓬勃，不仅老一辈学者发表了多篇功力颇深的论文，而且不少中青年也作出了可喜成绩，它显示了中国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方面的良好前景。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是本年度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其中王重民的遗稿《记敦煌写本的佛经》一文，论述了千佛洞的历史，其佛教寺院图书馆被帝国主义分子劫散情况，两万卷汉文佛经内容、写本年代、特点、价值及隋唐三阶教和禅宗经文等。王仲荦《〈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和唐耕耦《敦煌四件唐写本姓望氏族谱（？）残卷研究》等文，则介绍了四件有关姓望氏族的敦煌写本原件，并依据详细考释，论述了族谱的年代、内容和价值。他们认为，这些族谱反映了门阀地主的衰微，庶族地主的兴起。王永兴《试论勾官——唐代官制研究之一》一文，全面论述了勾检制和勾检官制及其重要意义，认为唐代中央和地方官府普遍设置了勾检官。它分两个系统，勾检内容为中央和地方官府办事中的“稽”与“失”。勾检官权大，却大多品秩低，便于防止独断。勾检制和勾检官制是唐封建国家行政制度的组成部分，其正常实行乃是唐前期繁荣富强的重要条件之一。姜伯勤《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一文，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这一文书所从出地区、文书年代、性质进行了再讨论。作者认为此文书出自敦煌，年代约在公元760年至789年之间。它反映了河西营田由镇戍兵屯田转变为招农民强户营田这一历史转折。卢向前《马社研究——伯三八九九号背面马社文书介绍》一文认为，马社是府兵制里官营的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互助团体。其设置系由马政“牧于官而绐于民”的特殊性决定的。它借用府兵编制，折冲府府兵是其成员。马社最初为祭马神形式，武则天时逐渐演化为官府聚敛钱财的手段。许福谦在《吐鲁番出土的两份唐代法制文书略释》一文中，对两份关于租调制的文书进行了整理阐释。作者为原文书补缺字，改错字、标点，对几个疑难名词释义，认为该文书应是咸亨元年到上元二年间重修的《度支式》，还阐述了诸驿财务、交府税米及安海玉山防人须粮、租庸调制一特点等。齐东方《吐鲁番阿斯塔二二五号墓出土的部分文书的研究——兼论吐谷浑余部》一文，则探讨了该文书的年代、有关地理，吐谷浑国灭后余部的去向，及其与吐蕃、唐王朝的关系。认为该文书是武则天执政晚期官府文书，记载了吐谷浑灭国后一部分在故地沦为吐蕃臣民的吐谷浑人降唐，及唐派兵接应的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在《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中，也发表了一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重要论文。如沙知《唐敦煌县寿昌城主小议——兼说城主》一文认为，城主之名在唐以前中国早已出现，广泛用以称呼各类地方文武官吏。城主之含义因地因时而异。它不属官制，在高丽、百济、骠国及西域各国亦无此官职。寿昌城主就是寿昌乡官。程喜霖在《试析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唐代雇佣契券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唐代雇佣劳动仍属封建性质。雇价异常微薄，受雇人遭受剥削非常沉重。契约一旦签订，受雇人即丧失自由。雇佣契券反映的雇佣关系，意味着人身依附关系的缓和，超经济强制之削弱。朱雷《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兼论“勋告”制度渊源》一文认为，唐代勋告制度历史渊源久远。唐代“官告”和“勋告”只有因品级不同而有册授、制授、旨授和教授的差异，没有格式之别。《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不仅有助于研究唐代告身、团甲制度，而且表明各族人民为巩固国家统一所作的贡献。
本年度散见于全国报刊的有关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成果亦不少。其中，如韩国磐《关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西州户籍残卷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认为，唐代西州各户应受田、已受田均很少，且都折半计算。他推断西州户籍残卷中的永业，与有关文牒中口分田应为同一物，或性质作用皆同。各户已受田，有的按经常种植的作物命名，或按土田质量命名。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下奴婢、官吏的“授田”与限田》（《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则对史学界流行的关于北朝隋唐均田制授田于奴婢和官吏的观点提出异议。他说，从敦煌吐鲁番户籍资料等来看，北朝隋唐均田制的规定只是允许占田与限田的措施，并未实授其土地。因而农民授田普遍不足或完全未授毫不足怪。而在《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的敦煌学研究专栏中，同时刊载了《公元八世纪后期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论》、《王梵志诗社会内容浅析》、《〈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臆测》等论文，介绍了有关《西北师院历史系文物室藏敦煌经卷录》的内容，为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此外还有郭在贻《敦煌变文校勘拾遗续补》（《杭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吴剑虹《列宁格勒藏敦煌〈长安词〉写卷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等论文。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合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五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的相继出版，对推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作出了贡献，它为隋唐史，尤其是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