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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发表的农民战争史论文比近年来多，在发掘新资料和提出新看法上显示出这方面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的趋势。王双怀在《对〈洺州降唐史释〉一文的商榷》（《江汉论坛》1983年第10期）中说，该文所举洺州降唐史“大有出入”的三论据均不确凿，原书所记史实有不甚精确处，但基本可信。彭坤保《河北山东高门大族的衰落——关于隋末农民战争的几个问题之一》（《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认为，经过隋末农民战争打击，河北、山东高门大族在政治经济上逐渐衰落，不少人贫困潦倒，做尽伤风败俗之事，有的则迁往外地落籍。臧嵘《王仙芝、黄巢起义始年考》（《文史》1983年第16辑）一文，则对众说纷纭的这一起义始年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将始年定于乾符二年为宜，月份则以定为该年五、六月之说更有说服力。陈全方《两块唐墓志与唐末农民起义》（《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介绍了陕西博物馆收藏的李令崇、师弘礼墓志。该墓志填补了黄巢退出长安后中和五年至乾宁三年记载之缺，证实起义对唐王朝打击沉重。烧毁长安宫室者为唐军。王仙芝、黄巢占领洪州不是乾符三年而是乾符五年。秦珠《唐末卢峻墓志铭》（《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提出，该墓志可补证黄巢入长安的记载。新、旧《唐书》说义军进长安后“捕得官吏悉斩之”、“贼酋阅甲第以处”等大有疑问，是对义军的污蔑。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李从福《试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领袖翟让》（《史学月刊》1983年第2期）、顾吉辰《王仙芝起义年代辨证》（《学术月刊》1983年第6期）、徐明德《试论黄巢起义失败原因》（《北方论丛》1983年第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