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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政治史研究成果较多，质量较高的论文不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1）政治制度史仍是热门。何忠礼《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指出，主张科举制产生于隋的人很多，论据却可商榷。隋统治者摈弃九品中正制，但除增一些新取士科目外，只能重新恢复汉代征召察举制。科举制逐步萌芽于南北朝后期，正式形成于唐代。王超《政事堂制度辨证》（《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认为，《唐朝政事堂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一文没有探清政事堂制度的一些根本问题，并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杨友庭《三省六部制的形成及其在唐代的变化》（《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认为，秦汉以三公九卿掌政务，经魏晋南北朝演变发展，至隋唐形成三省六部制。它在唐代的变化，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结果。吴宗国《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安西四镇的废置问题》（《丝路访古》）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高宗、武后时政治形势、民族关系，剖析了安西四镇几经废置的客观条件、原因等。高世瑜《唐代的考课制度》（《东岳论丛》1983年第2期）认为，唐考课制度在我国古代史上是较为周密完备的，虽有不少弊病，但对唐代吏治改善起了极大积极作用，值得借鉴。胡留元、冯卓慧在《唐〈御史台精舍碑〉初探》（《人文杂志》1983年第2期）一文中说，该碑为研究唐代监察制度、机构、狱政措施、立法状况、法制思想，特别是宗教与古代法律制度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填补了新、旧《唐书》有关空白。齐勇锋《中晚唐防秋制度探索》（《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则论述了这种制度在政治、军事上对唐朝廷所起强有力支持与稳定作用。有关政治制度史的论文还有黄惠贤《武德年间内外官俸禄的考察》（《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薛贻康《唐朝宰相的地位和职权》（《文史哲》1983年第4期）、杨鸿年《隋唐金吾之职掌》（《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田尚《唐代十道和十五道的产生及其性质》（《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等论文。
（2）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胡戟《炀帝西巡》（《丝路访古》）论述了西巡原因、目的、路线及后果，认为西巡不能仅用个人野心解释，起决定性作用的，乃是各族共同创造的走向联合与统一的潮流。西巡和设置四郡对国家统一、发展有积极影响。胡如雷《“玄武门之变”有关史事考辨》（《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1辑）则通过对若干史实择要考辨，指出对这一事件的记载中的捏造回护之处，以及李世民的阴谋诡计，认为他并非封建史家美化的圣人、完人，在涉及政治斗争史料的利用上，我们应提高警惕。刘荫柏在《魏征与唐太宗关系辨》（《复旦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一文中说，魏征与唐太宗关系虽不真像正史美化的那样，不过他们一般能求大同存小异，成为君臣合作较好的典型。卞孝萱《试述王叔文集团任人唯贤及其局限性》（《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通过对“永贞革新”时任用过的二十六人进行具体分析，论述了这个集团任人唯贤的路线，并指出它不可能做到完全任人唯贤，只能按地主阶级德才标准从所联系者里进行选择。田廷柱《为李训、郑注的是非一辩》（《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认为，说李、郑为“奸臣”，是旧史强加于他们的不实之词。尽管他们有过错、不足，但仍是应肯定的有作为人物。魏光《唐高力士碑的几个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指出，该碑对研究中唐宦官弊政，了解唐王朝由盛而衰有帮助。郑学檬《关于石敬瑭评价的几个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则对历来被谴责的石敬瑭的评价提出新看法。他说，石敬瑭为称帝当儿皇帝实属可耻，但称儿皇帝之风与契丹当时家长制政治有密切关系。割幽蓟十六州对汉族地区影响严重，却促进民族融合，属国内民族矛盾。石敬瑭称帝后采取改善政治等措施值得肯定。
（3）藩镇割据。张国刚《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从分析藩镇类型着手，概要地探讨了唐代各类藩镇基本情况，它与朝廷关系及动乱特色、原因，认为不应笼统将藩镇与割据等同，或将藩镇动乱一律视作割据、叛乱。唐代藩镇具有区域性与制约性统一特点。宋、明人有关言论值得重视。刘运承、周殿杰《民族融合和唐代藩镇》（《学术月刊》1983年第6期）认为，最初作为汉族封建政权压迫少数民族机器的藩镇，随着民族矛盾尖锐、唐王朝衰弱，变成代表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利益的军事行政机关，形成藩镇割据。它不仅严重阻碍民族融合，也为其灭亡准备了条件。随着民族交往深入，内附部落与汉族融为一体，藩镇割据便丧失社会基础，销声匿迹于宋以后。此外，论述藩镇的论文还有曾代伟《元和削平藩镇淮西述论》（《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及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