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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史依然是本年隋唐五代史研究重点。张泽咸《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文史》1983年第18辑），根据大量资料，从华北地区的水稻生产，江淮以南地区的水稻生产、耕作技术的发展，以及稻农痛苦生活等方面，详细论述了汉唐间水稻生产情况。翁俊雄《关于唐代均田制中永业田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认为，把永业田和口分田都看成国有土地、具有两重性的看法，与唐代规定不符，很难说明均田制下土地国有制怎样瓦解。宋家钰《唐代户籍上的田籍与均田制——唐代均田制的性质与施行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从唐代户籍上的田籍出发，比较深入地论述了唐代均田制的性质与施行方面的一些疑难问题。李春润《唐开元以前的纳资纳课初探》（《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8期）论述了开元以前纳资、纳课的本义和特点，认为它们在当时已存在，唐初存在资课的看法是误解。阎守诚《论唐玄宗对食封制度的改革》（《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8期）认为，唐玄宗的这一改革是为维护财政收入，也是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变化相适应的。高敏在《唐玄宗天宝十一载“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试析》（《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中说，这个诏令是唐前期均田制彻底破坏、世族地主土地所有制向庶族地主土地所有制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划分唐前期与后期的时间界限。陈国灿《唐代的盐户》（《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从“海盐的生产与亭户”、“池盐生产中的‘屯丁’、‘池户’或‘畦户’”、“井盐的生产与‘灶户’”和“‘非法’的盐产者”等方面，论述了唐代盐户的身份地位及生产状况。李文澜《唐代职田的渊源及其演变——唐代职田制度研究之一》（《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认为，唐代职田是禄田的延续。其演变可以安史之乱划为前后阶段。唐前期职田与均田制既适应又矛盾，唐后期职田制日趋衰落。朱睿根《唐代的和市银铤与和市》（《史学月刊》1983年第4期）依据文献和文物资料，论述了唐代和市的恒规旧制、实施状况和地区。丁柏传《谈对唐代两税法的再评价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认为，两税法没有减轻农民负担，它不是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不能反映商品货币关系发展水平。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史、赋税制度史和阶级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界标。林立平在《唐后期的人口南迁及其影响》（《江汉论坛》1983年第9期）认为，唐后期出现过一次规模不很大的北方人口南迁高潮，对当时人口比重变易、江南经济发展产生了极深远影响。武建国《论前后蜀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认为，前后蜀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都市等都有不同程度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当然这种发展是有限度、缓慢曲折的。优越的自然条件、唐末五代时未遭战争破坏、北方人口南迁、统治者采取的有关措施和劳动者辛勤劳动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原因。
此外，论述隋唐五代经济史的论文还有潘镛《从唐初的土地制度看其社会经济结构》（《昆明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冯尔康《租庸调法的“庸”何时制度化？》（《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陈昭桐、洪野《中唐财政政策对复苏社会经济的作用》（《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张邻《唐代的夜市》（《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辑）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