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历来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今年发表的此类文章虽不算多，但有新的进展。黄烈《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与内地的关系》（《魏晋隋唐史论集》1981年第1辑）将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结合起来，深入探讨这一时期西域各族与内地各族，尤其是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作者认为，尽管汉唐之间的四个世纪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在原来的汉朝统治区内几度出现政权林立，取代频繁的分裂割据局面，但令人注目的是我国西域与内地的政治联系并未中断，经济关系有新的发展，文化关系更加紧密。
朱绍侯《三国民族政策优劣论》（《河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首先简要地回顾了三国以前历代的民族政策，然后概述魏、蜀、吴三国的民族政策，并比较其优劣。作者认为，民族政策最成功的是蜀国，诸葛亮对南中采取安抚的怀柔政策。曹魏劣于蜀而优于吴，也是比较成功的，对北方各少数民族基本上是先征服，后迁徙，并辅之以拉拢和镇压等手段。吴国最劣，它对山越始终采取杀掠的野蛮手段，结果两败俱伤。
张崇根《三国孙吴经营台湾考》（《安徽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认为，孙权派军队远征夷洲，主要是以“统一”全国这件大事为着眼点，欲置夷洲于孙吴的统治之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该文援引大量史料，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夷洲系指今日本海岛的说法，指出无论从自然条件，还是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资料来看，均可断定夷洲即今我国台湾省（王温、诸葛直等人所到之处为台湾北部），夷洲人即今高山族的先民。
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熊德基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各阶级的分析》为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刊载在《魏晋隋唐史论集》1981年第1辑的《魏晋南北朝阶级结构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就是它的首篇——序说。作者指出，最近四五十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某些或某个等级或阶级作过有益的探讨，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对当时的生产关系未作全局的考察，因而在研究工作中出现了下列问题：名词与概念的混乱；误把户籍编制当成阶级划分；混同等级和阶级的概念；把门阀观念错认为国家制度，甚至当作阶级划分；不能正确理解民族和阶级的关系；等等。作者结合理论和历史实际两方面，具体论证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户籍与阶级、等级和阶级、门阀观念与阶级结构以及民族与阶级之间的关系。
这里还应提及，唐长孺在日本讲学期间，曾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与部曲》的学术讲演，分为四个专题，深入讲述了这一时期客与部曲的身份地位及其发展变化，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将讲稿译成日文，刊载在《东洋史研究》40卷2号。
在宗教史方面，刘琳《论东晋南北朝道教的变革与发展》（《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是一篇功力深厚的文章。作者查阅了《道藏》的全部经卷，并且考证出其中一部分经卷的编定年代。在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该文全面而细致地探讨了东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变革与发展的背景、内容、性质及其影响。作者认为，中国道教虽然形成于东汉，但其基本格局奠定于东晋南北朝。
在思想文化史方面，丰富多彩的葛洪思想引起研究者们的浓厚兴趣。许抗生《葛洪道教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认为，葛洪在道教历史上第一个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宗教神学的理论体系。他的道教思想，一方面是对历史上神仙学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早期道教（或称原始道教）思想加以改造的结果。皮朝纲《葛洪美学思想初探》（《四川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和焦传斌、李哲夫《〈抱朴子·外篇〉中的人才学探微》（《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5期）则分别研究了葛洪的美学思想和人才学思想。
孔繁《从〈世说新语〉看清谈》（《文史哲》1981年第6期）对魏晋清谈的性质和作用提出了新看法。作者认为，清谈有益于消弭士族各集团间的激烈斗争，于动乱中求得相对安定；有益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以及江南地区的开发。将清谈的积极作用一笔抹煞恐怕不够全面，把《列子·杨朱篇》和清谈家的人生观完全等同，也不能真正概括清谈的实质和社会意义。
纵观1981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民战争史显著冷落，对政治史，尤其是政治制度史也重视不够，因而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寥寥可数。关于农民战争史，笔者仅看到3篇文章。朱大渭《北魏末年人民大起义若干史实的辨析》（《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1981年第3辑）考辨了六镇起义的时间、滏口之战尔朱荣的兵力及义军失败后的去向三个问题，论据充足，很有说服力。此外，还有漆泽邦《孙恩卢循起义浅析》（《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和万绳楠《五斗米道与孙恩起兵》（《江淮论坛》1981年第5期）两篇文章，数量很少。在政治史方面，除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魏晋隋唐史论集》1981年第1辑）和谷霁光《西魏北周统一与割据势力消涨的辩证关系——四论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江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两篇见解卓异、内容翔实的文章外，其他有分量的文章也不多见。
第二，对国外研究成果缺乏应有的注意和吸收。国外（主要是日本）史学界对魏晋南北朝史是比较重视，并作了深入研究的。近80年来，日本学者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论文近3000篇，专著200多种，涉足的范围十分广泛，可是我们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重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