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年发表了不少评价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人物的论文。对诸葛亮的评价，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张汉川的《试论关羽失荆州的原因——与谢求成同志商榷》（《江海学刊》1984年第4期）不同意有些论者对诸葛亮的批评，认为把荆州之败归结为诸葛亮的战略错误，完全是颠倒了因果关系。关军孤悬荆州正是刘备违背诸葛亮正确的战略战术部署所造成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战略思想就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没有什么大的错误。闵传超《诸葛亮再评价》（《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4期）则认为诸葛亮是一位德薄才平、过大于功的历史人物，不足神化，亦非超人。他列举了四个方面，证明诸葛亮一贯不重视发展经济；宁用奴才，不用人才；“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理论脱离实际，迷信超人、意志，企图以“续汉正统”的精神力量来代替发展经济的物质力量而再现“中兴”。闵文是近年来对诸葛亮评价最低的一篇文章。黎虎《蜀汉“南中”政策二三事》（《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对向为古今史家所称道的蜀汉“南中政策”提出了异议。所谓南中政策是诸葛亮制定并亲自付诸实施的，因此对“南中政策”的评价，也直接关系到对诸葛亮的评价。黎虎认为，南中之役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征服活动，诸葛亮统一指挥的南征三路军，无不采取“兵战为主”的军事镇压方针。所谓诸葛亮南征主要采取“攻心战术”或“政治手段”，所谓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不留官”、“不留兵”、“皆即其渠帅而用之”，所谓“南方不敢复反”，都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
东晋谢安是一个士族出身的历史人物。简修炜《论谢安》（《史学月刊》1984年第2期）认为，谢安的一生活动，以咸安元年为分界线，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无所作为，后期能稽朝代兴衰之理，“惩桓温殷浩之败”，总结统治经验，清醒敏锐地洞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制定和实践“镇以和靖，御以长算”的总方针，鼎新政治，稳定政局，指挥正义战争，保护江南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顺应了历史的要求，从而使东晋王朝出现了一百余年中最稳定的局面。因此他不愧是与王导齐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门阀士族中的俊杰。简修炜还指出，把凡属门阀士族出身的历史人物全加否定是不对的，他们之中是有区分的，应当具体人物具体分析。
漆泽邦《论拓跋焘与北魏政权的汉化》（《西南师院学报》1984年增刊）指出，拓跋焘统治王朝近30年，是鲜卑拓跋氏政权汉化的重要阶段。他基本上完成了鲜卑拓跋氏与汉人的合作，为孝文帝的改革创造了条件。薛登《北魏改革再探讨》（《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与上文看法不同，认为拓跋焘统治期间拓跋政权的汉化程度是相当低的，直至冯太后执政之前，拓跋统治集团基本上还是一个文化落后的职业性掳掠集团，北魏帝国也仍然是一个主要依靠武力维持的军事帝国。
对魏孝文帝的评价，意见分歧仍然很大。薛登在上引《北魏改革再探讨》一文中同意有的论者提出的看法，认为不能把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主持的改革与孝文帝的改革混为一谈。他列举史实证明太和十四年以前的改革与孝文帝无关。由于冯太后的事迹长期被埋没于封建正统史籍的隐晦书法中，其历史地位几乎全被孝文帝所取代。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研究应予纠正的一个错误。孙蕾《魏孝文帝是“宋襄公第二”吗？》（《齐鲁学刊》1984年第4期）不同意有的论者否定孝文帝汉化改革的看法，认为把孝文帝下诏“礼不伐丧”与宋襄公相提并论，讥为“迂腐可笑”，并以此作为否定汉化改革的论据之一，是站不住脚的。孝文帝当时下诏“礼不伐丧”，是在突患重病的情况下，为了对外提防齐军反攻，对内安定军心所采取的一种卓越的策略性措施，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