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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关系的研究又有新的成果。何兹全《秦汉地主与魏晋南北朝地主的不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对两个时期的地主阶级状况作了比较研究，认为秦汉的地主，除一部分皇家宗室和功臣封王封侯有爵邑者外，地主和平民都是编户齐民，身份地位也是平等的，地主没有特权。魏晋南北朝的地主，无论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是有特权的，甚至在法律面前，他们和平民也是不平等的。他们自身不负担役调，还可以荫庇亲族、部曲、客不负担役调。他们和一般平民之间，贵贱之分极为严格。他还认为，两个时期地主土地上的劳动者，其身份和地位也是不同的。简修炜《论封建社会上半期地主阶级的统治阶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则认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地主与汉代的地主世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前身。所谓门阀地主，即是地主世家进一步门阀化，用门阀制度的法律效力来固定和扩大其特权的一个统治阶层。
魏晋南北朝史料中的“庶族”一词的含义是什么，陈琳国《庶族、素族和寒门》（《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与祝总斌《素族、庶族解》（《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对史学界的成说提出了异议。陈文指出，庶族的概念由庶姓发展而成。庶族就是庶姓之族，自然也包括士族在其中，绝无专指寒门的意思。庶族与素姓、素族之称的意思是相通的。士庶连称，在当时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士大夫与庶民，即官吏与百姓；二是指士族与寒门，但只有寒门意义的庶，却没有寒门意义的庶族。他认为，目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所用的庶族一词不是史籍的原义，容易引起混乱，应该摈弃，而代之以“寒门”或“寒族”。祝文也认为，两晋南北朝史料所见庶族、庶姓，和这一时期经常出现的士“庶”之庶，即庶人、寒人，完全不是一回事。南朝以前一直使用庶族、庶姓或异族、异姓这些词作非宗室大臣解。素族、素姓这些新词在许多场合和它们的含义完全相同。东晋以后由于门阀制度高度发展，非宗室大臣绝大多数出身高门，久而久之，庶族、庶姓特别是含有褒义的素族、素姓也就被用来同时指高级士族，几乎等于高门的同义语了。
对魏晋南北朝被统治阶级的状况，本年的论文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姜伯勤《中国田客制、部曲制与英国维兰制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指出，中国皇家敕令中所见的田客制出现于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期，中国皇家敕令中业已法典化的部曲制则正式出现于北周武帝时。中国田客制具有两重性，表现为国家法令中及公权上的“良人”地位和封建大地产及豪族惯例中的“私属”荫附地位的矛盾。部曲与田客不同，前者为贱口，后者为良人。田客是一种处在农奴化过程中而又未成农奴化的依附者，或者说是一种半农奴，部曲则是介于良人与奴婢之间的农奴。严耀中《魏晋南北朝“佃客”辨》（《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则认为，魏晋南北朝的佃客并非由宾客转化而来。他们所耕之田也不是地主的土地，他们和地主不存在租佃关系。作为一种荫户，和后来的佃户是大不相同的。张弓《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兼论贱口依附制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主要考察了寺观依附户的形成与发展。他认为，作为隶属于寺院或道观，从事劳动的贱民，寺观户这一阶层是在北魏遍置佛图户、梁朝僧尼广蓄白徒养女的背景下形成的。
研究农民战争史的论文为数仍然不多。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的几个问题》（《魏晋隋唐史论集》1983年第2辑）从典型的自然经济和农民战争的地域性，士族制度形成后农民战争的历史任务，民族关系的特征和少数民族人民在农民战争中的地位、利用宗教和政治主张上的皇权主义等四个方面，综合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农民战争的主要特征。施光明《论凉州之乱》（《甘肃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指出，史称“凉州之乱”，实即西晋泰始六年在凉州发生的鲜卑秃发氏首领树机能领导的各族人民反晋武装大起义，其性质具有两重性：既是一场反抗西晋民族压迫的正义的民族战争，又是一场反抗西晋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他不同意“凉州之乱”是所谓“民族割据战争的先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