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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发表的哲学及宗教方面的文章约20多篇。魏晋玄学是哲学史上的重要课题之一，汤用彤遗稿《汉魏学术变迁与魏晋玄学的产生》（《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对其产生与消亡作了较深入的探讨，认为玄学由名理学发展而来，弃汉学之烦琐，追求简单。玄学始建于王弼，他与何晏、向秀等皆以儒者自命，以道家思想释儒家。玄学对佛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南北统一后，玄学消融于隋唐佛学之中。田文棠《从道安的佛教思想看魏晋的佛玄交融》（《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认为在玄学流行的情况下，道安把玄学家有、无之辨的本体之学融合改造为佛学家真、俗之辨的二谛之学，使佛教般若思想与中国玄学相融合。般若性空学在受玄学影响的同时，在内容和形式上也丰富了玄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的发展阶段，本年发表的几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阶段进行了探讨。唐长孺《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认为，曹操平汉中后，北迁张鲁及其臣僚，使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也传播到北方。但在曹操与曹丕时期禁祠祀的情况下，活动较困难，到曹睿时禁令渐弛，天师道才恢复活动。钟国发《前期天师道史论略》（《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认为兴起于汉末动乱中的天师道是早期道教的重要派别，张鲁的降曹，是对早期道教的一次重大打击。在曹魏、西晋政权控制下，天师道发展缓慢，东晋时在士族的崇奉下，才大为发展。孙恩起义失败，又受到严重打击，这促进了原始道教的改革。刘宋的陆修静、北魏的寇谦之在南、北方分别进行了改革，陆修静制定斋戒仪轨，建立统一组织，把天师道纳入统一体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熊铁基《魏晋时期道家思想的流行》（《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认为政治的不稳定，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给道家思想的流行创造了机会。而道家思想的流行，是一次冲破儒家精神枷锁的思想解放。